1.诗经的艺术价值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部诗集最初成型于春秋时代，是当时一部重要的书，它和《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是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之一.《论语》上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先秦典籍中，它原本只称“诗”、“诗三百”或“三百篇”，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儒家著作为经典、“诗”才开始称《诗经》，后世一直沿用了这一名称. 《诗经》这部最古老的诗集，收录了我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这500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这部诗集是按“风”、“雅”、“颂”三类编排的，这种划分与分类，主要是依照音乐上的不同特点作出的（三百篇均为乐歌）.当然，从其内容考察，“风”是存有较多的民歌或民歌色彩的诗；“雅”诗主要是士大夫的作品；“颂”诗全为祭祀的庙堂文学.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诗经》又积累了赋、比、兴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卓越的艺术成就，开启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诗经》中的民歌，大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劳动者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思想、同时也倾诉了他们对自身遭受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不满情绪.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周南·苯百》、《魏风·伐檀》、《魏风·硕鼠》、《豳风·七月》等. 《周南·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持之./采采芣苢，薄言衤吉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这是一首典型的劳动之歌，诗中生动描写了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在采集禾苗（车前子，古人以为它的种子可治妇女不孕）时“群歌互答”的愉悦之情.全诗只改换了几个动词，回环复咨，就把妇女们从开始采集到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心情的欢快跃然纸上.这是一首热爱生活、赞颂劳动的诗.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说，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群歌互答，余音吴袭，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令人心旷神怡.而《伐檀》、《硕鼠》这类“怨刺诗“，又深刻地反映出劳动者在沉重的奴役和被压迫中，呼喊出对剥削者的愤慨，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的罪恶：“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在这不平与愤恨的歌声中，蕴含着人民反抗暴力的自发力量. 其次，在《诗经》的“怨刺诗”中，有不少篇章反映战争和谣役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与巨大灾难.在这类作品中有些士大夫的诗更值得仔细玩赏.如《王风·君子于役》、《朔风·东山》、《小雅·采薇》都是直接再现了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君子于役》写出征夫长期在外，思妇受尽相思之苦的煎熬；《东山》则又极力写出征夫还乡时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把征夫的“被征”与“还乡”的复杂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类诗，不仅揭示了社会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具有感人的批判力量，而且也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而在《小雅》里的一些士大夫的“怨刺”之作中，可以说，揭露是深刻的，抨击是强烈的，表现了下层官吏对“劳逸不均”的不满，对“讹言”的无比痛恨，甚至激情地抒发了他们“感时伤怀，忧心哀民”的情感.如在《小雅·巷伯》中，诗人再也不用任何含蓄，而是一泻无余地奔迸出胸中的激愤：“取彼诲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吴”.应该说，诗人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是深刻的.然而统观这些诗，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或直刺时政的弊端；或直接抒发诗人不幸的遭遇；或表现诗人对“谮人”的憎恶等等，均饱含着诗人的强烈爱憎情感，进发着批判力量；另方面我们也需指出，这类作品大都以哀怨起，以哀怨终，表现出一种陷于苦痛之中不能自拔的先天不足，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士人心理. 第三，《诗经》中的情诗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构成《诗经》的重要内容.此类优秀情诗具有感情纯真、意趣高尚、情思优美的共同特征.而且传达、表现情感之风格与手法又是多样化的.比如《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都是表现少女的纯真专一的爱恋之情而受到礼法束缚的悲歌.在《柏舟》中，“案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凉人只”，表现出诗中女主人公勇敢反抗父母的干涉；但在《将仲子》中却表现了少女情感很深，但很软弱的性格.不过，在《诗经》中的多数情诗中，并不是以忧思缠绵，饮恨感伤来打动读者心灵的；相反，在许多诗篇中，或是表达强烈、渴望地追求，尽管可望而不可即，如《秦风·蒹葭》；或者更直接表现出大胆泼辣、热情奔放、坦率追求爱情的挚烈情感.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纟高衣綦巾，聊乐我员”，就是大胆倾吐爱情而又情感专一的体现.《郑风·寨裳》：“子惠思我，寨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
2.为什么《诗经》里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酒诗有审美和认识价值
《诗经》里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酒诗，在大、小雅里比较多，揭露黑暗是相当深刻的。
从天子的昏 暴，大臣的荒淫，以及社会动乱、贫富不均和人民的疾苦，都有所揭露。这类诗在《诗经》中共有11篇，都 具有一定的审美和认识价值。
第一，在这些酒诗中，揭露统治者沉湎于酒色， 不理政事。 如“文王日：咨！咨，女殷商。
天不湎尔以 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 作夜。”
（《诗经大雅荡》）这显然是诗人借周文王 之口揭露殷纣王酗酒，放纵自己，没有节制。“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意谓老天并没有让你迷恋于酒， 也没有让你去干不合道义之事。
可你殷纣放荡没有节制，没日没夜地花天酒地。喝酒时还狂呼大叫，不 顾礼仪，大失体统。
殷纣如此，周王也不逊色。正如《鱼藻》篇所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
王在在镐，岂 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
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镐，在那其居。 ”（《诗经 大雅》）此诗陈子展以为是“刺周王高居镐宫饮酒 作乐之诗”（《诗经直解》），此言得矣。
全诗采用“兴” 的手法以鱼之在藻兴王之在镐”（《诗经直解》）。首 章借鱼的自然生存习性比喻周幽王的生活情态：鱼依于水藻之中，食藻为生，被水藻养得头儿肥硕，悠 然优游；幽王居于镐宫之中，饮酒作乐，养得脑满肠肥，体态雍容。
从表面看，似乎以鱼的闲适与肥美夸 赞周幽王的快乐与富有，其实是正言反说，夸赞的不是幽王的英明而恰恰是昏聩，因为王之沉溺于酒色 往往是国家破灭的先兆。次章与首章意同，只对个别关键饲汇做了改变和更换，饲序稍作了调整，就暗示 出一个结论：周幽王终日除了饮酒享乐就是享乐饮酒。
这与鱼儿的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完全一致。沉 沦于酒色之中，必然拒绝人民于身外，这还不如鱼。
鱼儿食藻为生，尚且以蒲为家；而幽王以民为生却独 居高阁，与民隔绝，是又在鱼之下矣，两相对比，讽意自现。还有一首《抑》（《诗经大雅》）诗的第三章也 是讽刺周之厉幽荒淫误国，所谓“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等， 都是君主无道之举，败国之行。
国君如此，大臣亦然：“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诗经小雅节南山》）这是 斥责师尹的诗。
师尹是周宣王时的大臣，尹吉甫的后裔，是王朝的世卿，幽王时任为太师，不理朝政，当然 不能匡正幽王的无道。因此诗人刺向幽王的矛头借他作耙子。
这里揭露他作恶多端，喜怒无常，饮酒为 乐，意谓当他肆意作恶，就像杀人之矛。可谓揭露得淋漓尽致。
明代竟陵派代表钟惺评此诗为“画千古小 人，如在目前。”（《诗经评点》）第二，揭露统治者信谗，不听善言。
在封建社会 中能否开张圣听，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听信谗 言，不听善谏，这在当时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诗经》中的酒诗对此亦有所反映。
所谓“君子信谗，如或酬 之”（《诗经小雅小弁》）就是明证。前句说出统治 者听信谗言的态度，后句比喻听信谗言的程度像接受敬酒一样轻而易举，毫不勉强。
持这种错误态度的 人，必然拒听善言，所谓“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诗 经大雅桑柔》）就是一例。 意谓恭维的话就答理， 一听劝谏就装醉。
两相对比，态度分明，正谬豁然。第三，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劳逸不均，待遇不公， 生活、心情不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诗 经小雅北山》）意谓：有些人高高兴兴直喝酒，有 些人走投无路祸当头。
“彼有旨酒，又有佳肴。 治彼其邻，昏姻孔云。
念我独兮，忧心殷殷。”（《诗经小 雅正月：>）意谓：他们既有美酒，又有那些好肉。
联 络他的邻人，结交他的亲友。而我多么孤单，心里多 么忧愁。
这两处引诗，均用对比兼比喻的修辞手法，揭示了统台阶级的内部矛盾，做到了鲜明、形象、具 体、深刻，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第四，讽刺统治者的吝啬。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 塑造守财奴的形象，恐怕要算《诗经》最早，所谓“或 以其酒，不以其浆”（《小雅大东》）。意谓：有的人馈送他美酒，他不报人以水浆。
这里美酒、水浆对举，足 见其吝啬，反映了统治者的占有欲。有的统治者虽靠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玩的， 样样齐全，可是吝啬得一点舍不得享用，因此，唐地人民讽刺他们：“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唐风 山有枢》）意谓：你这个人儿有酒肉，为何不天天鼓瑟 助食呢？有酒食不知道享用，只在算计中忧愁度日， 诗人讽刺得可谓入木三分。
反映了当时一定的阶级矛盾。我们读《诗经》 时，虽未发现用酒诗直接而全面地揭露当时社会现 实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并非一点未触及。
在《豳风七月》一诗中，陈述奴隶们一年到头从事无 休止的繁重劳动时，就提到“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还提到在年终时要“朋酒斯绘，日杀羔羊。 跻彼 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由此可知，奴隶们酿酒，以及年终用酒向奴隶主祝福，都是被迫的，并非 发自内心。
相反，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奴隶们怨恨和哀伤的思想感情。它确实是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 级意识的表现。
在《诗经》中还有。
3.请论述《诗经》的价值与意义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编纂《诗经》时，已经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将三千多首古诗中合乎“义”的三百多首诗歌筛选出来，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风》即十五国风，主要是反应民间的生活，其中体现出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比如，在《关雎》中，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即使求之不得也不会就此放弃，在想法设法的同时，自身也提高了。
在《葛覃》中，通过描写一位古代女子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与不忘父母之恩来表现出古人对一位女子的价值评判准则。相对于《风》，《雅》和《颂》，由于当时周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夸大自身的同时贬低前朝，其价值观基础已经坍塌。
4.《诗经》的价值,体现在（ ）几个方面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19]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如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
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
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
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
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
5.《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本书对诗经的诗篇进行了解说。它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它不仅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农牧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毛诗序》，书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
6.
略 （1）①牵强附会无法解读《诗经》的美学生命，它的解读需要激情以及对生存状态的敏感反映；②不仅语言形式完美，而且充满生命体验和诗性智慧。
（2）①吟咏既久，自然就能领悟；②以诗化的语言诠解《诗经》，在不经意间实现诗意的转换。 （3）《诗经》的白话语言妨碍今人对诗境的领悟；翻译将对诗意的表现造成伤害。
（4）AB(A.作者认为“超越时空的诗情是永恒的”，“对喜怒哀乐的表白却不能遏止”。B.文中的“王开林已经把自己置换成了当年的歌者”，指的是王开林深入领悟诗作的情感，与之融为一体)。
7.文学的审美价值有哪几点
文学三大基本社会作用是：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 文学的审美教育是通过直觉的方式作用于阅读主体的，凡进入审美境界的阅读，阅读者都是持有“无所为而为”的心态的，都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绝缘的意象来看待的，这其中不包含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和科学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和文学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是截然不同的。笔者以为，当我们谈论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的时候，不应该把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涵盖进来。
即使是文学的娱乐作用，虽然它与审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但也应该区别出其中的审美因素和非审美因素，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也更有利于指导学生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的，用的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引导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人生，文学作品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影响固然有这方面的认识作用，但这不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更不是其本质特征。
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文学的这一功能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但是，由于教化这种作用方式的明显的政治目的性，决定了它与审美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功能阐释，一直把文学作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来作贱。“不学诗无以言”，不是告诫人们要以诗意栖居的方式来构建生活形态，说出话来都要带有诗情画意，而是说，“诗”作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经典，其中许多诗句都已成为政治和道德格言，可以很有效地应用于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虽然人们也很看重这诗中“文”的色彩，但它和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方式还是格格不入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
这几句话主要是谈《诗经》的认识和教化作用，显然，当时的孔子并不是把《诗经》当作文学样式来阐述的。 但是，儒家这种“微言大义”式的文学功能阐释传统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有些人对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还远没有跳出这一樊笼。
把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包含在审美教育作用之中，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把认识、教化与审美作用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的文学功能阐释方式，极大地弱化了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
其明显的遗患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首先不是关注其美学形式，而是其思想内容；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吸收方式不是感受性的体验，而是理解性的认知；人们不是在接受文学形式美的同时，潜移墨化地受到作品内容的熏陶感染，而是在主题思想先入为主的基础上，对作品内容做精确的“科学”式的分析，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人们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漠视了它的多义性、模糊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而是多给予一元的解读，客观的定论。
总之，在强调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的前提下，模糊了人们对文学和其他文章样式的区别，理解越位于感受，认知代替了感知，使文学阅读和教育的效益大为降低。于是，人们不习惯于审美鉴赏，而热衷于分析归纳；于是，“小说反映了……的社会现实”，“剧本揭露了……的制度”，“诗歌表现了……精神”， “散文传播了……思想”这些霸权式的话语方式，一直如黑色的云雾笼罩在文学解读领域的上空，挥之不去。
特别是对下一代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语文教师阐释文学作品的视角，走不出受制于主流意识的陈旧文学理论的范畴，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形象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上，观念老化，现代意识匮乏，多数教师对本体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全新的文学阐释理论知之甚少，更不能以新的视野来指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 文学的审美教育是通过直觉的方式作用于阅读主体的，凡进入审美境界的阅读，阅读者都是持有“无所为而为”的心态的，都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绝缘的意象来看待的，这其中不包含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和科学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和文学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是截然不同的。笔者以为，当我们谈论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的时候，不应该把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涵盖进来。
即使是文学的娱乐作用，虽然它与审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但也应该区别出其中的审美因素和非审美因素，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也更有利于指导学生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的，用的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引导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人生，文学作品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影响固然有这方面的认识作用，但这不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更不是其本质特征。
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文学的这一功能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但是，由于教化这种作用方式的明显的政治目的性，决定了它与审美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功能阐释，一直把文学作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来作贱。“不学诗无以言”，不是告诫人们要以诗意栖居的方式来构建生活形态，说出话来都要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