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诗经》是史诗
傅道彬的《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先秦诗学体系开始基本形成。
以文学的目光审视经学，分析“六经”文本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联系，是本书的理论基点。因此，作者注重的既不是传统的“六经皆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经皆文”的文学认识，而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六经皆诗”的基本思想。本书祖述钱锺书“古史即诗”、“史蕴诗心”和“史有诗笔”三个方面的论断，指出钱氏“‘以史当诗’，打通‘诗’、‘史’的阻隔，融汇诗笔史笔的努力，已经揭开了‘六经皆诗’的理论帷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作者才登高望远，让我们重新领略我国上古文学的精神气象和历史格局。
作为一部建立在历史描述基础上的理论著作，由该书的名称即可窥见所论“周代诗学”与其历史文化土壤——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
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礼乐文化的滋养和润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在周代礼乐文化与先秦诗学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乐’相连，礼乐相通，礼的境界也即乐的境界。”（第21页）由是，作者论述了周代礼乐文化教养下的文学创作主体——周代贵族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并充分论证其历史背景——城邦制度的存在、哲学主题的确立、经典文本的形成等诸文化要素。（第92-124页）
在对礼乐文化与先秦时期中国诗学关系进行的讨论中，作者独辟蹊径，对中国古代的“史诗”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新的认知思路。比如，作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征着眼，而不拘泥于西方所承认的史诗标准，则可知“中国的史诗存在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史诗中，除了少数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史诗之外，更多存在的是形式内容多样，长短不一，各具特色的史诗类型”。那么，为什么从现存文献来看，被研究者指为史诗的《诗经》诸篇如此短小？作者指出，应当从它们的演述方式来进行考察。这一研究路径不但在史诗研究中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意义，而且对整个先秦诗学的建立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在传统《诗经》学中，有称为“三象”的组诗。有关此“象”之得名，过去有人以为从动物象而来，我曾指出，此说不当，诗与乐中“象”之得名当与周代的意识形态有关。（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三章）本书中，作者进一步认为，“象”乐“是一种有歌有舞，包含宏大叙事和表演形态的原始戏剧艺术。”（第58页）从史诗的角度来看，它与西方史诗（主要是古希腊史诗）相比，文本形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呈现方式的不同。古希腊史诗是“讲唱”，注重的是语言，因此是长篇巨制；中国古代史诗是“演唱”，注重的是表演，因此篇幅短小。作者的阐释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又有远大的理论目光，其结论是富有开拓意义的，也是科学可信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剧、喜剧以及狄苏朗勃斯等歌唱艺术和诸种器乐的演奏，“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在对中国古代史诗问题的述论中，作者创造性地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有关“摹仿”的理论运用于中国早期艺术研究，得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合乎先秦文学历史事实与中国古代艺术规律的结论。
春秋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春秋作为礼崩乐坏的乱世来描绘，书中指出如果“简单地把春秋社会描绘成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乱世，就是片面的。其实春秋时期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被强调被坚持被建设的特殊时代。”（第190页）在作者看来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和文学繁荣，是在城邑文明和城邦社会的历史基础上实现的。本书第三章《城邦社会与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与第四章《“文言”变革与春秋时代的文学繁荣》实为一体。前者描述春秋时期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后者继之，从旧体文言（以《尚书》为代表）与新体文言（以《国风》与《易传》为代表）的演化历史入手，论述孔门乃至整个春秋时期士人集团的言语风尚及春秋时期各体文学形式的全面成熟，进而提出“春秋时期文学自觉说”这一可谓石破惊天的理论构架。虽然“春秋文学自觉说”还需要进一步的个案充实，还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完善，但这一理论的生命活力是不容置疑的。
2.先秦礼乐文化中的精神与内涵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
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
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
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3.诗经分为哪三部分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扩展资料：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 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 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 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 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 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 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 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
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 鲁颂》和《 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一、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4.诗经》对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些怎样的积极影响
主要是文化意义比较大，以下仅作参考。
第一部分：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
第二部分：具体文化及意义 一：礼乐文化 “诗”最初都是乐歌，《诗经》中的风、雅、颂三类都有各自的音乐特色。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个地区的乐调。
《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可见礼乐文化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的影响力之深远。
朱熹也说过：“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话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
说明风就是表现各个地区民俗生活的地方土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毛诗序》中认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雅又分大小，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而后人认为：“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总之人们当时已注意到大小雅与音乐的关系。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颂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如《玄鸟》《烈祖》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而《长发》《殷武》则可能是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对此《毛诗序》持赞成态度：“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词，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的礼乐文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古乐失传，后人也便无法深刻了解他们各自音乐上的特色。
二：爱情文化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①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如《周南·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通过对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的描写，将主人公的感情表现的细腻真挚。把相思之苦表现的如怨如诉，深挚缠绵。
这类情诗，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赞颂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专一。②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如《郑风·女曰鸡鸣》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
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③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如《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己”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总之，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三：颂歌和史诗文化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使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对今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战争文化 《诗经》中的战争诗也包含了丰富的感情和精神： ①有人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②有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如《小雅·采岂》。
《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惑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争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③更多的战争诗表现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是一种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严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世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