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吴江摄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即将修订，修订草案有望于10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在首都文佳社会百科全书的修订背后，有一位70岁的老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与垃圾互动”。他的名字叫王维平。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也是北京最早专门做垃圾分类的人之一。
1986年，王维平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来到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6年后，43岁的王维平自费赴日学习环境化学和环境工程。白天，他每天上学八小时，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天只睡四小时。
1995年回国后，王维平加入北京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包括选址、建设、管理和检查。周末，他经常穿上旧衣服和拾荒者一起捡垃圾，和十几个拾荒者的“领导”成了朋友。就这样，他一点一点摸索垃圾处理的经验，撰写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对策调研报告》、《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及相关产业问题调研报告》等。
现年70岁的王维平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在当前生活垃圾分类热潮下，王维平指出，不同地方的自然条件、垃圾特性、后端处理方式不同，不宜在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分类办法。此外，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细分生活垃圾的分类方式。“分工越细，后处理越方便，可回收的垃圾越有价值”。
浅谈生活垃圾的分类
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是不能急功近利的。
新京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哪些基本条件？
王维平:前端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是由后端的处理方式决定的。要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首先要有处理各种垃圾的设施和回收利用的工业体系。其次，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以上。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也应形成合力。
新京报:如何评价北京和上海两种分类模式？国家层面是否应该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
王维平:两个城市的自然气候条件、垃圾特性、后端处理方式都不一样，很难直接比较。北京的生活垃圾四分法是基于整个城市垃圾的后端处理手段和加工利用体系，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质，在上海也是一样的。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法。
但是，目前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列一个清单很难涵盖成千上万的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单独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分为四类。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提炼一下，越精细越方便后期处理，可回收垃圾越有价值。但具体到什么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后端处理的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相应的标准，才能进一步细分。
另外，生活垃圾的分类方法要遵循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每个分类都要标注清楚，便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浅谈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
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由来已久。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效果一直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来。当时国内一些社会和环保组织已经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政府非常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法缺乏全面的认识，没有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在很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运，混着处理，是没有用的。
2008年，北京选择3000多个居民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对各类垃圾的分类排放、运输、处理、加工和利用。此时，文佳社会百科在后端的各种加工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相对成熟。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开始实施。在此之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法律并没有涉及垃圾分类。《固体废物法》在2005年、2013年和2016年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到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体废物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体系。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首次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有了这些条件，垃圾分类就有法可依了。
农村垃圾处理的探讨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的？
王维平:从2006年开始，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北京行政区域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垃圾管理的统计数据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剩下的农村情况才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区别？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如何分类、运输、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小于600吨/天，垃圾焚烧不能发电，填埋要达到1200-2200吨/天，使用年限要在20年以上，这样每吨处理成本最低。而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如何解决农村垃圾处理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地解决，就要有因地制宜的管理办法，探索运营经验。当然，更重要的是明确统一的负责部门，统一核算。
谈论中国的垃圾问题
超过1/3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重？
王维平:随着全国人口、城市化率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哪些问题？
王维平:第一个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体，影响人体健康，增加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
二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被填埋后变成了垃圾山，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垃圾中有大量的玻璃、金属等可回收资源。如果不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也需要投资购买更多的垃圾车和建立处理厂，这将增加社会的经济负担。
新京报:如何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浪费。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量达到顶峰。到2018年，东京产生的垃圾量比1989年减少了56%，原因是实施了垃圾减少行动计划。
还有资源和无害措施。回收是对垃圾中有价值部分的再利用；无害化是指在垃圾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