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看待17年诗歌中的颂歌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要求诗歌这种意识形态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
十七年诗歌一开始是借助于民族古典诗歌和民歌以动员民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具有民族主义特征。这一时期诗歌的抒情风格与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表达建国后的光明未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不允许抒发个人感情。诗歌的乐
观开朗的风格体现作家对历史进步性的自信，诗歌格调带有了政治性，坚持乐观
主义精神，格调明，不允许存在含糊、朦胧。十七年诗歌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本质
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政
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但十七年诗歌缺乏丰富
多彩的诗歌流，个性化严重衰退。极端推崇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诗歌体
式畸形化。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美内涵贫乏单一。
2.如何看待十七年诗歌中的颂歌模式
十七年诗歌一开始是借助于民族古典诗歌和民歌以动员民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具有民族主义特征。这一时期诗歌的抒情风格与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表达建国后的光明未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不允许抒发个人感情。诗歌的乐
观开朗的风格体现作家对历史进步性的自信，诗歌格调带有了政治性，坚持乐观
主义精神，格调明，不允许存在含糊、朦胧。十七年诗歌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本质
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政
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但十七年诗歌缺乏丰富
多彩的诗歌流，个性化严重衰退。极端推崇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诗歌体
式畸形化。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美内涵贫乏单一。
3.九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艺术特质
有一个时期，柏桦是一个不一定写得最多，但却是最难以遗忘的诗人。
假如说每个后代诗人身上难免会有前代诗人的影子，那么不妨说，他的作品里混淆着唐后主李煜和晚唐温、李二人的气味。他的诗分明透露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刻骨铭心和心灰意懒交织的亡国之音。
所谓“挽歌气氛”实际是从柏桦开始、而后被人总结出来的。“疲倦还疲倦得不够/人在过冬”、“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这是厌烦，厌烦本身/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虽时过境迁，人们依旧记得这些自弃式的诗句。
柏桦不是预言家，亦不是殉道者，而只是一个不乏现代感受的旧式文人。他的语感古旧，想象奇特，写法上近似三言、二拍等亦真亦幻的笔记小说；常有痛切表现，不过又显得恍惚，仿佛作品出自落第士人之手。
但他的诗从整体上看，不免显得瘦削、单薄，他过于相信超常的感觉而忽略分析了，这多半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诗人无法躲避的陷井。最近几年，柏桦在写作上更加吝啬，几乎给人封笔的印象。
这难免使人怀疑他的想象力，以及处理当下生活经验的自信。我想，当写作的语境发生变化时，总会有一些人伺机而变，而另一些人则自甘落伍，充当前代的文化遗民罢。
这也是未必不可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孙文波的写作变得不同凡响。
他跳跃很大、含混着反讽、自嘲的家族史研究，令众多读者耳目一新。孙文波的贡献在于对叙事能力的开掘，在我们周遭发生过的“现实”，经过他的编码，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触目惊心。
这样又难免表现单调，抒情的功能变得干瘪。臧棣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诗人和批评家。
他自费印制的诗集《燕园纪事》着实让朋友们吃了一惊。臧棣是情感分析的专家，他态度冷静，运笔犀利，长于理性，而不失丰沛的想象力。
然有时深度不够。他的批评，专注于写作的研究，发微洞幽，辨析有力，具有很高的建设性意义。
王艾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他长发披肩，貌似现代派诗人，然有时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生就是为了写作，却又不懂得生活。王艾的诗，成熟得超过了他的年龄：细腻，敏锐，深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洞察力。
钟鸣、黄灿然、张枣、王寅、海男、吕德安、庞培、唐丹鸿、童蔚、宇龙、沉河都有自己引人注意的表现。钟鸣身上有玄学的气质，黄灿然博识，张枣语感自如，王寅松驰，海男自省，吕德安有迷人的幻想色彩，庞培怀旧，童蔚热衷灵魂的游戏，宇龙怪涎，沉河过敏而沉痛。
这多少有点像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但与八十年代的瞎闹在本质上是截然有别的。在写作上，它无疑是一次风气的“纠偏”。
虽然，我尊重八十年代几位认真写作的诗人的劳动。诗歌的写作不是新老交替的关系，它不是东西上的弃旧换新。
诗人于他生存的时代而言，在于他是否深入到了本质性的问题之中，他能否在发现“生活”而不是有意要游离它，他的叙说方式是否提高与创造了另一批读者。另外就是，他的写作是否是一种创造性的、而不是纯属自恋的精神生活。
我想，这是牛汉、郑敏、苏金伞三位前辈仍然受到人们敬重的主要原因。最近几年，牛汉先生步入了晚境中通常会有的平实、简洁的境界，寄意却愈益沉厚，促人深省。
但他的经验是中国的感悟式的，对事物的处理是以少寓多的，另外就是，他的近作中增加了颇多的“梦游”的成份，或说老年式的幻想色调。这多多少少有一点王国维在清华后期的味道。
郑敏先生仍旧是思辩的、发散性的，表现出与牛汉先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长诗《诗人之死》是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次浮士德式的不乏冒险性的探寻，知识，玄学，梦幻，象征，在作品里得到了难以想象的综合。
郑敏愈到晚年，似乎愈爆发出与年纪不相称的创造力；愈让人感到，学识在有些人身上或像大雨倾盆中流失的水土，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如层层累积的岩石——人的知识在灵魂的检查中，有着多么不同的质地和含义。由此可见，把诗写得复杂，依赖的并不完全是技术的手段，还有复杂的经验本身。
在九十年代，两代诗人不约而同地回溯了四十年代的诗学主题：在艾略特那里是非个人化表现，现实、玄学与象征的综合，在奥登那里是不避俗话俚语的叙事技艺。历经挫折之后，中国现代诗歌又开始在寻找相对成熟的艺术的品质。
苏金伞先生是另一方面的例子。文学史对他的冷淡不仅未能影响他晚年的创造力，相反，文学史轻率的裁决倒是证明了他写作方向的正确性：对灵魂的忠实而非对时代风气的忠实。
在历史的一个个所谓“转折期”，他没有留下其他著名诗人那样的“代表作”，然而，却是为数不多几个承受住了时间检验的诗人。他的写作被明是有效的，而不是像诸多的诗人一样，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他们的诗也随即被历史的书页翻掉了，消声匿迹了。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绝不等同于一种替旧换新的诗歌的美学，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
这势必就会引出下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呢？假如说它并不是无可挑剔的，那么，它本身的问题又在哪里？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在诗歌中行使着它二元对立思维的权利。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
4.十七年时期诗歌创作什么兴起
1、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 这个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体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
2、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
5.海子诗歌书写的基本特质是哪些
海子诗歌体现出了三大特征：
一.原始质朴的特征
1.以词、句方式对古代乃至原始部落生活印记的复现。
2.对“以血亲指认的、温馨古老的诗性精神”的建造。
3.表现出民间倾向。
二.植根大地的特征
1.表现在海子走进农耕社会而对生长万物大地的无限亲近。
2.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挚诚贴近。
三.神秘与深邃的特征
1.这绿于海子对存在的思考。
2.表现在海子对沉积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的诗性挖掘上。
上述三特征不是孤立的，多是交织渗透
的。“麦子”意象正是这些特征的凝聚，成了海子诗的代名词。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