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传承
《诗经》的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如今只剩外传10卷。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历史 名称由来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三百一十一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
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
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4]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也是西周时代的诗，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史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9] 。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未必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豳风·七月》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
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内容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有十五国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
2.汉乐府情诗对诗经的传承表现在那些方面 急求
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但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从先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歌唱的，它是贵族祭祀宴乐的产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诗格式来看，它明显是为了适应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而编纂的。
然而如果单纯从内容上看，诗又显然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作，国风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歌，在它描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处的环境的复杂。但是这里所谓的民歌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民间歌谣，它的创作群体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内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难看到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
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结到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创作；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颂诗对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文学成就上它就远远不能与国风小雅媲美。 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诗，它不重视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视事件本身，它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感情的认识，或者只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悲天悯人。
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爱情诗里，我们看不到像同时期西方和印度诗歌中的长篇叙事，它只是为了歌颂爱情而歌颂，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情感表达。这对我们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之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抒情诗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主线。
从诗经的取材来看，它又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诗经几乎包含了当时所能囊括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使其脱去神话传说的外衣，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对下层人民的文学性的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使人们的视线从权利和斗争中稍微分散了一些。
我们不能说诗经的主题内容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暴政，但它却给了后代文人一个这样的传统，使我们的后世文学不至于过多的沉沦到美学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对诗歌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社会责任的多分强调，也阻碍了文学关于情感的自由表达，抑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
但是诗经的抒情又不像现代西方歌剧那样热情奔放，它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它不是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也使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当我们现在读诗经，甚至已经想像不到它当初作为世俗歌曲的载体，而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
另外，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而作为诗经的传承，汉乐府在继承它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发展。
汉代的主流文学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与诗经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民间的创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
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有着更多的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乐府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它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经不能仅仅从抱怨上做出解释，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更在《东门行》一诗中把这种控诉直接转化为反抗，这是在诗经中所看不到的。汉乐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
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其次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
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也使叙事诗在文学题材发面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且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
3.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
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
1.中国古典诗歌最早起源于民歌，劳动创造了诗歌。《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305篇，也被称为“诗三百”。《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为民歌，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有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归纳为《诗经》六义。《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
2.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人诗人和他在楚歌的基础上创制的诗体，这就是屈原和楚辞。因楚辞的代表作是《离骚》，故楚辞也被称为骚体诗。楚辞的特点：句子长短不一，形式灵活，多用“兮”字。“骚”还常与《诗经》中的“风”并称为“风骚”，常用来代称文学作品，或代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离骚》是其代表作。《离骚》是现存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杰作。其作品还有《九歌》（九为虚数，共十一篇）《天问》《九章》（九为实指）等。
3.代表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为乐府诗。乐府，最先是指汉朝的音乐机关，主要任务是搜集歌辞，训练乐工。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叫“乐府”，于是乐府由官府名称演变成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汉乐府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代表作《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现存古代最早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它与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选自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木兰辞》选自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
4.魏晋时期，文人五言诗开始兴盛。其代表是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及晋朝的陶渊明。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被诗论家称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标志着五言诗由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它以怨而不怒的态度、形象的语言、比兴手法形成独特的含蓄的风格，对后世的抒情诗有直接的影响。
5.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峰。李白、杜甫分别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唐诗的“双子星座”。李白有“诗仙”美称，其诗清新飘逸。杜甫有“诗圣”之称，其诗沉郁顿挫，有“诗史”之称，如“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白居易是唐朝的又一著名诗人，号香山居士，其文学主张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唐代的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以标举隐逸，寄情山水，歌咏田园生活为其特征。代表作家有王（维）孟（浩然）。边塞诗派其作品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写将士乐观豪迈精神及在征戎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情感。诗风奔放昂扬。代表作家高（适）岑（参）。
6.词产生于晚唐，兴盛于宋。宋代的词从风格上看，豪放派最杰出的代表是辛（弃疾）苏（轼）；婉约派的代表是姜（夔）柳（永）、李清照。
7.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金、元两代兴起、由“词”蜕化出来的一种歌曲，体式与词相近，较为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地使用口语。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只用一曲，套数则合一个曲调中许多曲子为一套。套数也叫套曲，是戏曲或散曲中连贯成套的曲子。它少则两曲，多则二十曲，没有定数限制。每一套数都以第一曲的曲牌作全套的曲牌名。
4.汉乐府是如何继承并发展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 1 )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和残暴罪行，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不平和反抗，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 2 ） 汉乐府民歌发展了《诗经》的叙事成分，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叙事诗，丰富了我国的诗歌体裁。 （ 3 ） 汉乐府民歌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长短不拘，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无言，表现力有很大提高， （ 4 ） 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赋比兴手法。
总之，两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屈原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6.《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怎样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