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晋祠公园里的唐太宗与群臣塑像
大唐贞观年间，魏征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以至于我们常常疏忽了另一个人，唐太宗比之以汉初萧何的开国重臣：房玄龄。
房玄龄自晋阳起兵就一直追随着李世民，“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贞观政要》中说他“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这些都是夸奖房玄龄与人为善，宽巨大度，十足的贤相风范。
房玄龄
在这一点上，魏征与房玄龄有很大不同。他无时无刻不在忧虑唐太宗成不了尧舜，更担忧唐太宗成了隋炀帝，所以把给皇帝挑缺点、提看法当成了最最主要的事情。
魏征早年加入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对于李唐政权来说，他属于半路出家，在牟取革命成功的进程中并没有立下寸功。一个没有参与打天下的人，却要参与坐天下，如果仅仅是按部就班，引不起皇帝的注意，那根本上就没太大的戏了。
不能不说魏征的眼力是独到的，断定是精确的。
晋州魏征公园里的魏征像
唐太宗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时刻小心着自己会犯隋炀帝那样的毛病，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堂上提起隋炀帝，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大臣们给自己提看法。
“昔关龙逄忠谏而逝世，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逝世，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关龙逄，夏桀时期为相，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逝世谏君的忠臣。唐太宗的意思是，你们平时多为我想想隋炀帝是怎么亡的，不要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那些人一样，只会奉承谄谀；我也多替你们想想关龙逄是怎么逝世的，不会像夏桀那样听不进真话，残害忠良。
唐太宗李世民
这些话可谓推心置腹。唐太宗请求大家提看法是真挚的，绝非摆摆样子，魏征无疑看准了这一点，他决议剑走偏锋，为别人所不敢为。17年间，魏征给唐太宗提了200多条看法，彻彻底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诤之士的形象，也帮唐太宗建立起了一代明君的形象。
就这样，靠着与最高引导人形成的默契，魏征从群臣中脱颖而出，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回头来说房玄龄。与魏征不同，他几乎是可以躺在功绩簿上休息的人，又是唐太宗的嫡系，根本不存在“剑走偏锋”“脱颖而出”的必要。
或者说恰恰相反。想当年，汉高祖诛杀功臣的事，韩信、彭越被碎尸万段、剁成肉酱，难道只是高祖的罪过吗？其实这话就是唐太宗说的，他训诫的是开国名将尉迟敬德。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罪，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度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懊悔！”
尉迟敬德负功自负，在朝廷举行的一次酒宴上动手打人，惹恼了唐太宗。唐太宗对他撂下重话，让他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懊悔都来不及！
尉迟畏惧了，从此再不敢造次。
尉迟敬德像
唐太宗的重话应当不是说给尉迟一个人听的，房玄龄心里同样咯噔了一下。他越创造白，务必持续谦逊谨严、戒骄戒躁，务必持续艰难斗争，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以他这许多年的阅历，知道李世民这样一位贤明领袖，必不至于像隋炀帝那般糊涂。所以只需保护好核心，尽心努力把事情办好，其他就无须再多嘴了。
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房玄龄非常注意保护唐太宗的威望，能够始终摆正自己的地位。就算提看法，也特殊讲究分寸，讲究得体。能称得上“犯颜直谏”的，恐怕也只有临终前的那一次，他抱病上表，力谏唐太宗停滞征伐高丽。因为当时的情形是，“群臣莫敢谏”，他认为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逝世了都要承担义务。
唐太宗曾言：“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业。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但言语之间似乎更强调了魏征的功绩。
这也难怪，唐太宗对房玄龄是一百个放心，用不着表彰。而魏征则像一名医术高明的郎中，他号准了皇帝的脉，渐次走上朝廷前台，成了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