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阅读指导有哪些
阅读《诗经》，我们能获得美的享受。
诗歌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手法与节奏上。古人说《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与赋、比、兴。
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创作手法上的分类。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 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以河洲上雎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 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佳偶，这一类诗是“兴”的作法。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也有例外。
《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敝”和“还”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
“祈父”是二言的。《召南。
江有汜》云：“江有汜， 之子归，不我以。 不我以，其后也悔。”
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
行露》云：“谁 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
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对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摞有梅》的“摞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追其吉兮”， 则间一句用“兮”字。以全部《诗经》而论，虽然“兮”字调只占极少数，但还是可以 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调的痕迹来。
2.《诗经》六艺指的是什么
《诗经》六艺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指的是《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风，是指国风，就是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
雅，是周王京畿的乐歌，周王京畿被周人 称为夏，古代雅、夏通用，故有此称。“雅”分 大雅、小雅，意与后世的大曲、小曲相近。
颂，是形容、赞颂的意思，是当时统治者 进行祭祀时的乐歌。赋、比、兴是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最早用 于《诗经》。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 所触发的真情实感，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 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 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 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 基本手法。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 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诗人借以表达情 感，借一个事物来做比喻。
兴则是触物兴词， 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 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赋、比、兴对于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形象塑造、心理描写、意境形成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发展成为诗歌 常用的创作手法。
《卫风•硕人》中描绘庄姜之美：“手如 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 眉。”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 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瓤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
“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 图变得生动鲜活。《诗经》是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 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 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功不可没，如 《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 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 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 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沚。”。
3.《楚辞》有何阅读指导
楚辞受楚地歌谣的影响很深。
楚歌的体式和《诗经》不同，不是齐整的四言体，而 是每句长短不一，句尾或句中常用“兮”字作语气词。这也是楚辞的显著特征，阅读时 不可不注意。
楚地盛行的巫教也影响了楚辞，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楚辞充满奇异想象和 炽热的情感。
诗人在表现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人地，飘游六合 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比如《离骚》由“神游”到“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 方式。
这是楚辞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在楚辞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九章》中的《橘颂》全诗都用 四言句，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作《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这 种影响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过程的反映。
4.举例说明《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