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在中国南部海域上空，一架小型客机突发爆炸，变成一团火球，坠入北加里曼丹西北海中。
这架飞机是中国为了出席万隆会议租赁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机上的3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5名记者以及3名外国乘客全部遇难，只有三名机组人员幸运生还。
事后查明，这件事是台湾当局针对周总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计划的一场刺杀行动。
也就是前几天周总理受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变计划先行乘坐“空中霸王号”去仰光休息几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事发生后，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矢口否认，直到1995年，制造惨案的主谋、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才将此事大白于天下。
中国受邀出席万隆会议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在关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总理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很快就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因此原则，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口碑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得到了许多亚非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1955年在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致电中国政府，诚邀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参加4月18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当时的世界两极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能受到邀请是非常难得的，也相当的来之不易。缅甸总理吴努还对外宣称：“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也不去了！”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在朝鲜战场上击败了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高，中国政府也想借着这股东风进一步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当时参加亚非会议的26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新中国建交，剩下的23个国家大多同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新中国为了打破美蒋对大陆的封锁孤立，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决定接受邀请赴会。
只是当时周总理因为阑尾炎手术，身体还比较虚弱，所以中央对是否派周总理出席会议有些犹豫。但是周总理不顾身体虚弱，奋然请战。
中共中央最后任命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同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华、乔冠华等出征万隆。
炸弹阴云
当时国内并没有直飞印尼的航线，只能租用外国飞机，且必须经香港出发。经代表团和印度航空公司协商，“克什米尔公主号”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座机，4月11日飞来香港后就不再卖票。
危险总是如影随形，很快，中国外交部从某种渠道得知有国民党特务收买香港机场的勤务人员，意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做手脚。外交部第一时间将这个信息递交到了周总理那边。
因为收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总理改变出行计划，决定从昆明出发先去仰光同缅甸总理会面，随后再取道仰光前往万隆。
虽然周总理的出行计划已经更改，但是依然有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以及外国友人需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所以周总理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要求外交部把情况通知给香港新华社分社和中国代表团，并与印度航空以及香港方面再三交涉，要求其增加安全措施。
香港新华社分社工作人员接到周总理批示后，立即将这一情况通知英港当局，并于当夜找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
在工作人员的一再要求下，印航公司经理亲自下现场监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各项补给工作，并要求飞机在香港机场停留期间禁止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还是防不胜防。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11人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这一天，身在昆明的周总理坐立不安。
每隔一会就要看一下表，一直到下午一点钟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周总理这才松了口气。
但是就在几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一连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塔台对着对讲机大声询问道：“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
机长简短地回复了一句“没有”后，联络就此中断。一场激烈的爆炸，将整架飞机炸做数段，变成数个火球坠入大海。
据生还的三位机组人员描述，飞机自香港机场起飞后原本一切正常，就在下午6点30左右，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突然被一声爆炸声惊醒。
此时他看见一阵阵烟雾不断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刚开始以为是后行李舱起火，下意识地抄起灭火器就冲向后行李舱。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快领航员帕塔克又发现右翼第二号发动机吊舱拖着巨大的火焰。
工程师卡尼克喷射完一组灭火器后机舱内火势并没有得到控制，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机长当机立断准备迫降，但是在空中火势蔓延得太快了。
三号发动机也被火焰吞没，整个机舱内充满了滚滚黑烟，机组人员将救生背心分发给乘客，机长则在非常有限的视线中尽力操控飞机迫降。
但是飞机本身受损严重，再加上风助火势，整架飞机很快被浓烟和烈焰吞噬，随着一声呼啸，飞机砸向海面。
所幸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副驾驶迪克西特三人因为过人的水性和运气得以生还，飞机上惊心动魄的场景也从他们口中得以让世人皆知。
但是中国代表团八名成员：沈建图、黄作梅、李炳衡、杜宏、郝凤格、钟步云、石志昂、李肇基，三名外国记者：王明芳、严斐德、斯塔列茨，以及五名机组人员却永远失去生命。
从4月25日开始，印度、印尼、英国三方联合打捞飞机残骸，打捞工作一共进行了10天，有99％的残骸被打捞上来。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空难的发生为周总理的万隆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发后，大家无不为周总理的安全担心，有人劝周总理不要去了。
面对险象环生的旅程，周总理毫无惧色，毅然的说：“为了亚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人不白白牺牲，周总理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第二天，周总理收到了邓颖超关心他和其他成员的来信，周总理在回信中写到：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话虽然不多，但是周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展露无遗。
风波后续
4月16日，周总理率代表团离开仰光，飞赴雅加达参会，在机场周总理为防意外发生波及到送行的人，特地让他们离飞机50米告别。
此次周总理一行人乘坐的是印度空军的“空中霸王”号飞机，这一型号飞机也是中小型机，在飞临新加坡上空时突遇暴雨天气。
因为无法超高空飞行，只能临时降落，飞机刚一降落，机场老板就带人迎了上来，并邀请周总理去贵宾室休息。
但是当时新加坡还没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在新加坡活动非常猖獗，不少人担心可能出现意外。
周总理决定自己带几个人下去，大部分人还留在飞机上。遇到危险，周总理永远选择保护身边的人。
果不其然，周总理刚进贵宾室，国民党特务就如同附骨之蛆般跟了上来，廖承志最先发现这两人，立刻将卫士长成元功以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拉到一边。要求他们务必要保护周总理的安全。
在高度警惕下，两名特务见没有条件下手，只能作罢。但是因为暴雨，中国代表团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雅加达。
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和公安部副部长杨清奇焦急的望着天空，经历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
已经超过原定到达时间两个小时了，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心急如焚的黄镇向中央报告，中央也一连数次向驻缅甸大使馆发报询问。
终于，下午5点50分，“空中霸王号”出现在了印尼机场的上空，前来迎接的中国使馆人员一阵欢呼。黄镇和杨奇清等人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虽然中国代表团平安抵达雅加达，但是黄镇和杨奇清还是不敢放松，周恩来一下飞机，他二人就立刻迎了上来，一前一后将周总理团团围住。
不仅仅是他们，那天驻印尼大使馆的所有外交人员全去了。参赞、秘书、领事……里三层外三层地在周总理身旁筑成人墙，簇拥着他往机场外走。
在机场前停着两辆专车，按规定第一辆应该是周总理的座车，第二辆是大使和大使夫人的座车。
但是黄镇却把周总理一搂，送上了第二辆车，他和夫人朱霖则上了第一辆。美国方面担心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必定会在亚非地区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千方百计要阻挠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不成，便又在印尼组织了一支由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组成的28人暗杀队。
美国大使官给这支暗杀队每人都发了无声手枪和印尼币，还悬赏打中周恩来的多发40印尼盾，甚至还要同印尼恐怖组织“铁血团”勾结，试图在亚非会议其间引发骚乱。
这一系列谋划由一名“暗杀队”成员暗中写信送给了中国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当即做出反应，联合印尼安全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代表团的保护，对信件中提到的“暗杀队”成员进行抓捕拘禁，最终再次破坏了敌人的阴谋。
这次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外交行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以周恩来为首中国代表团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中国的外交活动铺平了道路，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认识了新中国。
在各国领导人的努力下，亚非会议也得以圆满召开，为亚非人民团结。
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周总理的内心还有一个坎没过去，还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虽然同志们没有白白牺牲，但是必须要为同志们讨回公道！
案件真相大白，但被迫草草结案
关于破获这一案件其实并不困难，在英港当局、中国、印度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到一个叫周驹的人身上。
问题在于即便案件已经破获，台湾当局却以英国同台湾当局没有引渡条约为由拒绝将周驹遣送回香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一直到40年后，案件的主要策划人谷正文才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公之于众，真相至此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谷正文原籍山西汾阳，在北京大学读书其间就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来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组长，长期在军统旗下工作。
1949年，谷正文随军统迁往台湾，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17年之久，一度官至情报局督查室主任，是台湾当局顶尖的大特务。
在亚非会议召开之前，台湾当局就获悉了一切中国代表团的活动轨迹，包括租的哪一架飞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停留补给等情况都一清二楚，所以台湾当局试图趁机暗杀周恩来。
爆炸飞机的计划敲定后，他们开始物色合适的人物，出于对对方安保的考虑，决定找一个在机场上班的人最合适。
尤其是那种可以接近飞机，却又不引人注目的角色。一来二去，特务周斌成与陈鸿举二人将目光锁定到了周驹身上。
周驹是地道香港人，20出头的年纪，没家没室，只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在香港启德机场做清洁工。
周、陈二人先是对周驹许下60万港币的重利，随后又允许周驹在事成之后搬到台湾居住，周驹难以忍受金钱的诱惑，最终答应了周、陈二人。
事发的前一天，国民党特务将周驹父子接到一家小旅馆暂住，并将60万港币交由周驹父亲保管，又给了周驹用来炸飞机的TNT炸药，并教会其如何使用。
4月11日，周驹将炸药伪装成浣洗用的牙膏成功带入了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场后，周驹趁打扫卫生之机潜入行李仓，将炸药安装在了飞机右翼轮仓附近。
香港方面对此事也不是很重视，诺大的机场居然一个守卫都没有，只有几个武警在机场外围稀稀拉拉的放哨。
周驹安党炸弹成功后，马上躲进了机场上陈纳德将军的民用客机中，这架飞机经常往来香港台湾，是事先规划好的逃跑路线。周驹坐着这架飞机成功逃至台湾后由谷正文亲自迎接，随后就被国民党保密局“保护”起来。
整个事件国民党特务的行动顺畅无阻，这其中英港当局“功不可没”，他们消极的态度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是整个阴谋最大的帮凶。
后续
4月17日下午2点，首都各界5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送上了花圈，正在万隆的中国代表团也发回了唁言。
对沈建图、黄作梅、李炳衡、杜宏、郝凤格、钟步云、石志昂、李肇基八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失去生命的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对他们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慰问。
幸存者卡尼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中写道：飞机失事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栩栩如生。
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面露惧色。但
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熊熊大火和客舱中呛人肺腑的浓烟。
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代表团发回的唁言中说道：“和平事业绝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周总理回国后参加了纪念“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牺牲烈士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碑前，周总理对抛下六个孩子的钟步云烈士的妻子高秀英说：“老钟是为我牺牲的啊。”
高秀英哭着说道：“首长快别这么说，那您又是为谁呢？您还不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去万隆的吗？只要您平安无事，就是全国人民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