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2.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 2 )群众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1333332643931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
(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
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
3. 中国的诗文化
没有第一首诗，只有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多是百姓口口相传，最后由孔丘来汇总。
《诗经》之后是《楚辞》，以屈原的诗为代表，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先驱，但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是庄子所开创。
秦貌似没有什么好诗词，毕竟，只有短短20来年的历史。
而汉魏六朝就有了一种新的诗体，叫做“乐府诗”。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
当然在汉魏六朝中还有很多有个性的诗人，比如说陶潜，是他开创了我国的田园诗。
然后就应该是唐诗了，唐诗后是宋词，宋词后是元曲，后来是清朝，清诗我个人认为和唐诗差不多，清词也和宋词差不多，只是很难超过唐宋之人。
再后来，就是现代诗了
非常的简略
4. 有关诗经中的文化知识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①。（一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②。（二章）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③。（三章） ①毛传：“姝，美色也。
俟，待也。”朱熹曰：“静者，闲雅之意。
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
”马瑞辰曰：“《说文》：‘隅，陬也。’《广雅》：‘陬，角。
’是城隅即城角也。”“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按城角较城垣高且厚，故其下僻静，宜为期会之所也。 ②娈，毛传曰“美色”；炜，“赤貌”。
③毛传：“荑，茅之始生也。”郑笺：“洵，信也：茅，絮白之物也。
”朱熹曰：“牧，外野也。归，亦贻也。”
“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 《静女》是一首很美的诗，意思并不深，却最有风人之致。
但是因为诗里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引申出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 如果把历来解释《静女》的意见裒为一编，题作“《静女》外传”，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
林岜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 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
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
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
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 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
“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庸》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荽”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
《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
“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
”“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 ”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
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
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 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
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5. 诗经 的文化背景
《诗经》的产生跟周人的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绝不是编一本诗集那么简单的事。在现在我们要编一部诗集，可以说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编一本诗选，那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而且在那个时代编一本《诗经》这样的诗集，绝不是简单地用来娱乐的，而是有政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周人充分地发挥了乐的功能，以《诗经》作为媒介，全面地宣传推广礼乐制度，并取得了成功。
后来乐谱失传了，但是《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谐的韵律、感人的形象、深遂的思想为后人所喜爱并传承至今。
扩展资料：
周人能够在上下五六百年中编纂成这么一部伟大的诗集，这在当时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信息极不发达。
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善的《诗经》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作者就是周公。他们首先是收集诗歌，然后是整理诗歌，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歌，最后把它推广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6. 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7. 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
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8. 谁有关于《诗经》的文化精神的资料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
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
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如《击鼓》、《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出车》、《卷耳》、《汝坟》、《草虫》等等。
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在古希腊，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
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
9. 谁知道关于中国古诗的文化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
《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
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
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
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
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
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
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
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
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
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
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