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通之学》，主编，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唐学记》袁磊新华出版社编辑。
唐先生是国学大师唐用彤先生的哲学传人。他从小继承家学，秉承“做任何事都不要投靠，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家训，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改造。他提出并回答了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内外超越(德治与法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中国文化学院，推动“文化热”；晚年主持了传世名著《儒藏工程》，致力于文化建设。
纪念文化大师唐先生的第一部文集《唐研究》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继承了《唐用通研究》的体例，但以前是我先生编的，现在是我和唐用通书院袁磊院长为我先生编的。恩泽先生还在，但斯里兰卡人民已经走了，今昔对比，印象深刻。于是，他们追溯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编著了两本《学习笔记》，为18年来在唐门沐浴的大师们的遗作暖身。
协助唐先生编写《唐用彤研究》
《学记》书名出自《礼记》。本文系统阐述了教育的定位、原则和方法，以及师生关系。这是最早的关于教师道德的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联书店以此为名出版了《学习笔记》系列，此类丛书层出不穷，形成了纪念前辈的著名学术品牌。
王先生非常爱看各种“学习笔记”。他领衔主编《汤用彤学习笔记》并作序，认为为前辈大师编撰《学习笔记》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形式。与同辈弟子一起，以亲身经历表达前贤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状况，不仅会让我们对他们的学术精神感同身受，也有助于我们对时代的变迁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说，“用‘学习笔记’来表达老一辈学者的方方面面，可能更亲切。”
《唐永通学记》是十年前应三联书店前总编辑孙小林之邀编辑的。由于我研究汤已有多年，对相关文献也比较熟悉，所以王老师让我来合编。我们从历年名著中选取了36篇深刻反映唐用彤学术行为的文章。王老师在序言中评价:“本书虽非专著，但所选文章颇具学术性，其主要部分是收集其学生对其行为的回忆。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教的，少数没见过面，但都在北大读过书，对他有间接的实践认识。\”
唐用彤的题词最初是要由任先生来写，但一直联系不上。任先生去世了，所以他请欧阳先生代替。2010年，王夫妇专程拜访欧阳夫妇，赠送新作，畅谈往事。欧阳先生欣然同意题字，很快便写下了一幅“唐用彤《学记》石拜”的精美书法条幅，并加盖了印章。此时因为我在外地，夫妻二人正在去美国的路上。在离开之前，请让蔚长海教授给我签个名。9月底，我回到北大取得原作，立即送到出版社印刷。
王先生去世后，我看到他的研究室里还陈列着《唐用彤研究》的书籍，让我想起了他父子的仁者情怀和大师风范。唐用彤与助手任合作写这本书时，把助手列在自己前面，丈夫也有父亲的遗志。《唐永通学记》出版前，我老公郑重提出要签下我和他的合编人，把我放在前面。我拒绝接受我的辞职，但是我老公说:“以后对你有用。”而是坚持自己的主见，甘愿当天梯。幸运的是，经过出版社的考虑，我最终决定被命名为王先生先生的心永远在他身后。他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没什么！
《唐·易捷学记》的编纂
《礼记·学记》云:“好歌手使人随声，好教育家使人随志。”这就是郑先生所说的。因此，我们继承王先生的遗志，遵循他编纂《唐用通学记》的思路，经乐审定后，编纂了《唐学记》。
李先生于去年9月9日去世。第二天，筹备已久的纪念汤用彤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袁磊主持，如期举行。会上，大家深切缅怀王父子，并决定尽快编纂《唐研究》，以利宣传。随即，我们通过新媒体、信函、报纸等渠道起草了稿件。最初，截止日期定在10月底，但由于手稿的整理、翻译和编辑困难，所以推迟到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先把第二次校对稿做成样书，在王先生生日前夕的葬礼上赠送给出席者。
作为当代学术泰斗，王先生勤于融会古今中西，他的学术素养感染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是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撰写纪念文章。几个月来，在珍妮的指导下，我们从众多手稿中精选了60多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100多首诗歌、书信电报、访谈等，汇编成《唐·易捷研究》。这本书是跟随王先生70多年的老朋友杨信教授亲笔题写，书法家亲笔签名。第一期除了整理王先生的六位遗著外，还包括饶宗颐、行云、杨祖涛、娄玉烈、卿希泰、孟培源、宁宁、、、周桂典、金、许、牟、等人的遗著。光明日报的拙著《大师的指引》原版，从不到三千字扩充到三万多字，也收录其中。书中首次刊登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并在附录中附上了三篇关于唐用彤、唐林的文章，生动地展示了王先生的家世传承和他作为学生时“上承百代，下启今变”的行为举止。
我丈夫去世后不久，他的声音、面容、笑容都在眼前。本书所有文章基本都写于此时，是王先生生平、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忠实记录，也是最具第一手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在编写过程中，珍妮总是关心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否则，这51万字的书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版的。当我完成后，我在附言中概述了编辑的原因，珍妮非常满意。她建议改成前言，把书的意思说清楚，让读者更快地掌握书的主旨，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编《父子俩的学习笔记》的时候，我的另一项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但由于老师的嘱托，所在单位和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以及作者和读者的殷切期望，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弟子唐齐心协力，尽力搜集各种文稿，经反复查阅筛选后定稿。值得庆幸的是，出版后，有许多好评。认为这两部《学记》初步解决了唐父子研究成果缺乏的问题，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学术资料宝库。这为学者们更好地把握唐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有助于推动两位先贤精神遗产的传承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