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杨勇(1929-2008)。(陈莉莉/摄)
最近读了香港作家徐立平的《旧时代》(三联书店，2017年)，其中一篇《杨勇独立特行》(以下简称《许文》)记录了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独立特行的故事。我和杨勇教授有过交往，他在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著作。徐文唤起了我对杨勇教授的记忆。
杨勇的年龄
杨勇教授的生平事迹，在2008年5月8日《温州都市报》发表的《杨勇与世界新故事》一文中有详细描述，是记者惠今采访杨勇的报道。大致如下。杨勇，本名董波，1929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上塘镇。祖上读书，父亲以务农为生。杨勇只上了半年中学就辍学了，回家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一年后，我在永嘉县派出所做文员谋生。后来考入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营长。在天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获释后回到永嘉老家。他于1951年3月离家去了香港。他到香港后，过着漂泊的生活，直到1955年秋考入香港私立新亚书院，才开始正常的生活。1959年从新亚书院中文系毕业后，其毕业论文《对朱石角先生朝鲜考证的一点更正，英松本惠安》是在钱穆《朱子与校勘》一文的基础上展开的，得到钱穆的肯定，留校任助教。后随饶宗颐在HKU攻读硕士学位，成为饶先生的大弟子。1968年硕士毕业后，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台湾省高雄师范大学研究院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杨勇一生从事六朝文史的研究和教学，成绩斐然。出版的著作有《世界新语注释》、《陶渊明集注释》、《洛阳伽蓝录注释》、《杨勇集》等。饶宗颐先生为他的老师的前三本书作序，并在后一本书的书名上签名，这表明了他对杨勇学术成就的肯定。
惠今的报告基本上是基于杨勇的自述。1938年9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在江西瑞金重建，1945年11月解散。杨勇瑞金陆军军官学校本应在1945年前入学。一般推测他不可能在16岁之前考上并毕业，也不可能20岁就被任命为营长去打仗。因此，许文有说，“杨勇的时代总是像雾和花一样，所以他看不清楚”。2008年7月8日，杨勇在香港去世。他的朋友，温州市龙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作家张写道逝世，享年88岁(纪念先生老师，《温州同乡会学报》2009年第25卷第2期)。这样，杨勇的年龄被低估了七八岁。
牧之·杨勇的书法。(作者供图/图片)
杨勇吴赫舒城
当时在新亚任教的吴树成先生，除了在杨勇新亚书院受钱穆的教导外，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他问吴老师的研究方向，吴老师说《世说新语》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可以看一辈子。于是他走上了研究《世说新语》的道路。
吴树成(1897—1966)，浙江瑞安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省立大学、东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教。他是一个气质非凡的奇人，声称“懒病是海中人，做事总有始无终。可是‘名’字一个字就这么轻看，不爱写”，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魏晋的中间人。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生前也没有收藏过作品。他去世后，由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收集、编辑和出版了一本代代相传的诗集《木源楼诗选》。关于他的事迹，《欧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五集有详细记述吴万经的《我的友好的父亲吴树成先生》。1938年，已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考入当时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他就读于新成立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先生任院长。他的文章《我的老师吴树成先生》(《闲情忆往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写道:“我时常怀念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吴树成先生。……作为吴树成先生的弟子，当时因为年龄差距太大，各方面都太幼稚了。无论对于他的知识，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一些深不可测，我无法理解其万一。但他潇洒的举止，豁达的胸怀，淡泊名利，不屑与人争利，让我无限心动。别的没学到。我对他的懒惰，他那种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无所事事的态度，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最后，它成了我根深蒂固的习惯，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著名的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作家钱谷融，除了偶尔读读《世说新语》之外，几乎把所有的书都用到了晚年。可见吴老师对他的影响之大。我相信吴先生对杨勇的影响不会小。
研究杨勇《世说新语》的成果主要是他的名著《世说新语焦健》。他在硕士期间在饶宗颐先生的指导下做到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为南宋刘义庆所作。主要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士绅们讲言传身教的故事。书中记载的人物言行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南朝刘孝标为此书作了最著名的注释。杨勇从1961年到1968年用了8年时间，收集了240多种有关《世说新语》的资料，系统整理了《世说新语》，并于1969年9月由香港公共出版社出版。这是现代人出版的最早的一部整理世界新词的书，在港台学界风靡一时。宗饶曾为此书作序，盛赞曰:“吾师杨伯，顺刘二朝，六世卧榻，伴鸠等书，探，网罗古今，数寒热之变，研其义，辑成三卷。我们已经确定了穷人河的貘，并观察了春鱼。史通赞刘注，名不虚传；给了你，你也放不下。”1990年9月退休后，杨勇不停地查阅《世说新语》新作100多部，但在穷困潦倒8年后，他又重新撰写，修改旧作数百部，增加3万多字。2000年，台北教科书公司出版了修订版。中华书局引进郑文书局版权，重印。杨勇努力改正了近百个错误。该书达到80万字，于2006年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勇的《洛阳伽蓝笔记》和《杨勇学术论文集》。后者包括17篇论文，包括《论韩愈文风》、《论韩愈文身应为钱宾四师九十寿辰》、《陶渊明年谱》、《谢灵运年谱》、《世界新词的书名、著述与考证》、《论谭磐的由来、本义、语言特点及影响》、《玄学成因》等。
与陶渊明的校勘笔记结缘
2006年12月13日，我见到了杨勇教授。那天下午，我应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会堂学术部主任郑伟明的邀请，前往香港参加“饶宗颐教授90寿辰国际研讨会”。我在西区德辅道的华美达酒店入住时，遇到了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洪松女士。她介绍说，和她一起报案的一位中年男子是张先生，另一位长辈是先生。他们相识于1991年在温州举行的谢灵运山水诗国际研讨会。这一次，她和张是应杨永志的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他们两天前抵达香港，住在元朗杨勇的别墅里。
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大学等9所高校联合主办，规模较大，活动较多。14日上午是研讨会开幕式，下午和15日是小组发言。16日，它前往大屿山，参观宗仪饶的书法《心经》，然后离开香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190余篇，后编入饶宗颐主编的《华学》(系列9、10)，共16卷，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的三天里，我几乎每天都见到杨勇教授。我和复旦大学的陈、、、张教授在古典文学组。杨勇教授也来到我们小组参加讨论。杨勇教授热情、开朗、直爽，可能是因为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缘故。他认识我后不久，就提议在我们俱乐部出版一本书。
《世说新语·焦健》完成后，杨勇致力于李东旧稿《陶渊明·吉焦鉴》。首先，他鉴定了陶渊明集的版本，校订了陶渊明的洞见、寿数和出处。然后，他确定了每个标题的原始目的，确定了日期和年份，重新解释了整篇文章，并遵循了其他人的意见。所有四个草稿都于1971年在香港出版。《宗饶本书序》:“杨伯潜心多年，晚年广交天下朋友，并一一整理，重新诠释全集。平廷曰:“究其目的，重而不史论，简而不凿。他津津乐道于知真之趣，义风不离，明了平淡，或可在此终求。从陶澍开始，他就极其真诚。刘存仁的序言说:“这本《董波》集多部之大成，体要精当，裁要宜。已经很容易患多次寒热了。有了文字和注解的长度，确实文字不烦人，简单就好。…….董波的《世说》既通俗又优美。此编透露胜义，甚于前编。”不知何故，中华书局没有介绍就出版了杨勇的三本书。所以杨勇问我这本书能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鉴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欣然同意。由于该书版权归台湾省郑文书店有限公司所有，经杨勇联系，郑文书店授权上海古籍出版社免费出版陶渊明校勘札记，出版后向郑文书店寄送样书50套。该书经杨勇校订，增加了附录、《陶渊明年谱集》、《陶渊明年应六十三》、《陶渊明归故里诗》等。，2007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杨勇要求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语校注》保持一致。他还写了再版的序言，说:“这本书写于三十六年前，那是我的壮年；体力充沛，思维集中，才有可能认真整理，详细注释，广泛收集，有好的布局。可以说是姊妹书，堪比拙书《世说新语·焦健》。”这本书出版后，杨勇写信给我，说:“这本书总的来说印刷得很好，很少有错别字。只是封面白底的图案没有显现出来，让我感觉和拙文论不太一样。接下来的印刷，能不能改，最受关注。这本书多达538页。拿在手里看还挺费劲的。下次印刷时，如果改成两卷，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书比人活得久。
2008年6月，杨勇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哥哥有三本书急需出版，想请贵学会出版。”这三本书的第一本是2002年由台湾省郑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新语言论文集》。印了3000本之后就不再版了，愿意授权我社再版。二是《读书指南》，“为弟钱穆、牟润孙二先生所撰，并参考《文房四宝提要》及梁仁公、胡适之、顾颉刚、鲁迅、朱自清、瞿万里等书而结合。”第三部是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暂定名。内容有趣，尤其是在新亚书院，教学生涯也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
在我回答之前，我收到了杨勇去世的消息。据张方松文称，杨勇在医院接受手术前被麻醉时死亡。据郑伟明称，杨勇在接受心脏支架手术时突然死亡。在他住院的前一天，他与郑伟明通了电话，说他将把他的书捐赠给宗仪学术博物馆。鉴于《世说新语》的注释、笔记集已在台湾出版，且收录的论文多见于杨勇的相关著作，我没有联系郑文出版社再版。这本回忆录只是初稿，张已经看过了。几年前，张去香港时，看到位于元朗的别墅已经租给了别人，而张和的女儿已经多年没有联系。我想知道杨勇的回忆录是否还在家里。
《阅读指南》的印刷版是郑伟明来上海时带来的。这本书的来历是这样的，根据这本书的序言:
“阅读指导”原本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为文科二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内容分为经、史、书、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要看哪些书，要了解到什么程度，都由四师院长钱斌审定。培养学生大学毕业后自主学习古籍的能力。这本书里列出的四个介绍都是时迁写的。在介绍之前，有一个大纲。钱师傅说:“文化离不开学术。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要了解中国的学术传统；想学国学，就要以中国文化为重点，抓住重点。学习国学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本文分为经典、历史、书籍、收藏四个部分。简单描述一下。若有学者能由此得道，则作者幸矣。”(见《香港生活杂志》1967年9、10月第32卷第5、6期)钱先生也说:“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有两个:一是老师会读书，学生不会；第二，老师会表达，学生不会。”意思是:老师可以选择读什么书，学生不能；老师能读的书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次要意思是什么，甚至是附带的地方读什么，学生都不能；老师可以用什么方式读这本书，在哪里表达，学生却不知道真相。这样，读一本书就等于不读，你没有得到它的好处。其次是表达:老师可以用各种方式，或用图片、表格、诗歌、或论据，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学生却不能。连表达普通意思的能力都没有，何况别人？这意味着你不知道如何写文章。这是他这门课的主要目的。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钱穆开设“阅读指导”这门课的用意。杨勇在文稿正文前附上了钱穆先生赠他的墨宝。钱穆说:“读书指导不好教，但对读书人很有好处。好在多努力。”他对老师选修这门课抱有很高的期望。
“阅读指南”的初稿是杨勇在新亚学院担任这门课的主席时分发的讲义。根据该书的序言，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开设了这门课程，由杨勇教授。一年第二学期每周花三个小时讲解每本书的要领，一个小时指导学生。讲义是油印的，分发给学生使用。我教书两年了，成绩不错。没想到从1974年开始，中文系就不再开设这门课，杨勇也把这门课束之高阁。几十年后，他在生命的尽头找到了它。他重读了一遍，觉得很有必要。可供今天的大学教授、文科生或高中文史教师参考。所以他同意他的朋友张先生为他打字，然后请朱国范博士修改。
这篇十几万字的稿子我看过了。正如杨勇所说，这是钱穆先生和牟润孙先生的藏书。我选取了一些前贤的相关论述，夹杂着自己的见解，上述常识可以作为阅读中国传统书籍的入门读物。这其实是一个汇编，它的正式出版应该得到相关作者的授权。如本书序言中，1956年“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牟润孙教授《古籍概论》课程，课程内容以明清学者为主。第二章，如何学习古籍的章节，是最具体详细的。在本书所列参考书的使用一节中，有的采用了古文的意见，其余如《牟氏》所示。但是杨勇已经死了，要获得授权并不容易。好在上面提到的内容并不罕见，但值得学习的是这篇稿子的框架结构。除前言和后记外，全书共六章。这六章分别是:第一章是总论——读书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第二章是如何学习古籍，第三章是经学，第四章是史部，第五章是诸子，第六章是藏书部。第二章分为五节:第一节“知识目录”介绍了从《七略》到《书目解答》的重要书目；第2节“理解校对”；第三节:“看板”；第四节“工具书利用”，介绍了从《说文解字》到《新华字典》的重要工具书，以及四角号码。第五节“疑点、历史禁忌、古籍读解例句”。
杨勇教授在世界上的著作基本上就是这些。作为大器晚成者，杨勇勤奋好学，学术成果丰硕。他去世已经一个世纪了，其他很多先生，比如当年参加盛典的宗i饶，也都去世了。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只有书在。书比人活得久。杨勇教授的著作将长期留在学术史上，为后人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