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写作也是服务人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因为假如我的文章一旦被某一刊物所采用,我的文章就会呈此刻广大读者的面前。只要我的文章发表了,读者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我的思想,而我的思想从来都是正面的,而不是反动的。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我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者。那么,我无疑是在为人民服务。

诚然,我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正式刊物所采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写得不好,而是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一些刊物多采用名人名家的作品,哪怕他们写得多么荒唐。谁叫他们是名人呢!刊物要的是发行量,而名人的“名人效应”就能帮忙刊物实现这一点。说得狂妄一点,是刊物的修改同志没眼光。也许被他们枪毙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中国未来的卡夫卡。

但是,我一向具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优良品质。所以,尽管我的大多数稿件都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或懈怠,反而愈挫愈勇,屡败屡战。因为温家宝总理告诉我:哪怕只有1%的期望,也要付出99%的努力。还有小仲马未成名前的境遇也让我感到我并不孤独。

伊夫《独走江湖》告诉我:此刻许多刊物丧失职业道德,采用或转载作者的文章拒不付稿酬。这一点不能不让我心寒。尽管我并不是奔着杂志社那俩钱去写作的。

之后,我渐渐由自写(或自撰)改为荐稿想出点小名,以此“沽名钓誉”一番。谁知,这条道也行不通。尽管我的作战方式灵活多变(信件写作不行改电子邮件,这家刊物不行改投那家)。哎,“可怜身家本就薄,心忧天下愿舍身”。于是,至今我还是写作一族当中的最底层人民,被诸如刘**、何*等踩在脚底下。嘿,谁明白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明天我就是一作家了呢!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17年,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40多年。我还没写上几年,决不能放弃,要放弃也就应“抗战八年”以后,我就不信那个邪!

不瞒你说,就我正在写的这一篇还想拿去卖几个钱呢。瞅个空儿我用电子邮件把它发到《笑林广记》去,《酉阳杂俎》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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