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读过琼瑶，文中常引用诸如”美人如玉剑如虹”、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五十年”等诗句，其中所蕴含的锋芒毕露、剑气箫心的诗意之美让人读来为之震撼。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诗句其实都出自清朝道光年间的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曾被柳亚子称赞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是当之无愧的文坛奇才。
然而翻开历史，为什么龚自珍有如此大才，却命运坎坷，不但最终蹭蹬官场，死因不详，而且为当时人所诟病，以致最终在后世民间亦声名不显呢？这就不得不归因于他的”狂”了。
龚自珍出身高贵 ，诗文非常出众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出生在一个三代京官的书香世家，祖父及父亲皆进士出身，亦官亦学。母段恭人，为《说文》作者段玉裁之女，雅好文学。
龚自珍可谓满门荣耀，出身不菲。不仅如此，龚自珍少年师从外祖父，学习说文部目，间有治经史之作，又随父母游学各地，阅历与学问俱增。他才思敏捷，博古通今，诗文颇负盛名，以奇才闻名天下，可谓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英年才俊。
对当时的龚自珍来说，人生是一条一往无前、星光璀璨的坦途。而他生来就应该在这条坦途上昂首阔步，一骑绝尘，为人称道。生活对他来说仿佛只会越来越好。
然而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就在于其吊诡之处——出身两门进士之家的龚自珍，陷入了屡试不中的漩涡。
面对科举执迷不悟，屡试不中
明清科举考试，要求读书人必须采用馆阁体答题。这种字体特点是方正、光洁、乌黑、大小其平。如果写好了这种字体，考生就有望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登上仕途，领取朝廷俸禄。因此这种字体也有”千禄体”之称。
这样的字体在书法家看来，不仅拘谨刻板，而且千人一面，但当时的阅卷考官普遍注重这种书法形式而轻文章内容。因而读书人为了科举应试，不得不竞相摹习这种书法。
龚自珍自然不喜好此类书法，兼之他性格桀骜不驯，不愿迁就这种风习，所以，并不研习这种书法。龚自珍因此在考试中连连失利，不仅考取军机章京失败，更是在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第一次参加会试，到1826年参加的四次会试中次次落榜，令人大跌眼镜。
直到第五次会试，龚自珍终于名列第95名，然而殿选只取到三甲第19名，因而他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后来据吴昌绶记载，会试后朝廷对策时，龚自珍直陈时事，洋洋洒洒上千言，毫无避讳，阅卷诸公大惊，最后以楷法不中程，未进入优等，不得进入翰林院。
一为龚自珍妄论时政并横加指责而惊心，二又以龚自珍字体不符为名义，阅卷大臣并未将龚自珍列为优等。
表面上龚自珍因为字体书法错失大好前程，他因此曾悲愤地呼号，向皇帝喊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科举失败这件事对热衷科举，期待进入翰林院，渴望一路封侯拜相，一展拳脚继承家族荣光的龚自珍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了。
道光十二年（1832）中秋，龚自珍曾以1700文买得一本千禄体字帖，后来他在《跋某帖后》里提起这件事时言辞间颇有些懊恼，他回忆早在13岁时，先生就曾让自己临过此帖，就因当年不曾练好字，以至”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
次日重读醉后题字，忍不住大哭一场。可见，龚自珍因此留下了心结。
虽然之前就曾写了15首《小游仙词》，对军机处的因循保守、复杂阴冷和中考者得意洋洋的作态，都含讥带讽。但在此之后，龚自珍对所谓的科举应制愈加反感，对其讽刺越发辛辣，言行出位，为人也越发尖酸刻薄。
他曾命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统统练字，写馆阁体。其夫人颉云更以书法闻名。每当有客人到他家来，如果说到某某翰林，他就说：“嗤！当今之翰林何足道矣！我家女眷，无一不可以入翰林！她们皆工书法也。”
在座人闻之皆惊，常常坐立难安，不久就连忙起身告辞，不敢再上门了。等到消息传播出去，龚自珍在官场上更是无人问津，举步维艰了。
至此，龚自珍郁结在心，昔日意气风发的贵公子就这样渐渐变了模样。他一面喜好功名，渴望一展抱负，一面对官场污浊，不屑一顾，避之不及；
他一面希望受到朝廷重用，一面又认为士风萎靡，病在朝廷，指责朝廷愚弄钳制文人，更加辛辣地讽刺所谓”馆台体”；
一面是明明朱门公子不通庶务，不善人情往来，一面又对官宦仕人不假辞色，指责他们不识人间疾苦，庸碌无为。就这样，龚自珍一面嬉笑怒骂，一面忧心忡忡，矛盾着，纠结着成为了一个宛如莫里哀笔下的愤世嫉俗者的狂人。
这样的狂放不羁，愤世嫉俗就像是揣着一把无柄尖刀，不仅把龚自珍自己划得面目全非，更会刺伤身边的人，最后落得个名声狼藉，众叛亲离的凄惨下场。
曾有人问龚自珍，他叔叔的学问如何，龚自珍回答：”我叔叔根本一窍不通，何来学问？……”对方不以为然，反问：”我常去拜访你叔叔，每每见他手不释卷，怎么会无学问？”
结果，龚自珍笑着回答，扬言自己的叔叔每日衷心功名利禄，揣摩人心，看人脸色，捧高踩低，除此之外全无本事，这样的行径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后来有新翰林求见他叔叔叔，龚自珍避入侧室中，听他叔叔问翰林最近在做什么？来人回答写白摺子（馆阁体），他叔叔大加赞赏并告诫说：“凡考卷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
告诫对方要练好字，来人连连称是，结果这却刚好戳了龚自珍的肺管子，他怒不可遏地跳出来鼓掌讽刺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是！”搞得翰林尴尬而遁，而他的叔叔因此而大怒，叔侄之间此后更是断绝了来往。
长此以往，龚自珍在官场自然没有了立身之地，独木难支，他只好辞官归乡。此后，更加愤懑于心，壮志难酬的龚自珍只好著书立说，交游游历。
因此他写文写诗更加无所忌惮，不仅骂文人，更骂朝廷，骂当时的时世，更加的狂放不羁，任性妄为。
龚自珍一方面对朝廷抱有信心，一面愤慨朝廷驱使文人，大胆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公开指责清朝大兴文字狱，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忧心乱世将至，有无力补天之痛。就这样，辛辣讽刺，言行无忌的龚自珍终于招来了祸事。
最终晚节不保，为世人诟病
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第三、四两回，借龚自珍儿子口吻，讲述了龚自珍之死的原因。 “他很郑重地道：’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他是被满州人毒死在丹陽的。
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喜欢和女人往来……'”以调笑的口吻叙述了龚自珍和上司奕绘贝勒的侧福晋顾太清，邂逅相遇，幽情私会因此东窗事发被杀身亡的事由。
龚自珍此事就是所谓的”丁香花公案”，虽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无妄之灾。当时的多事文人为栽赃顾太清，翻出龚自珍做王府主簿时所做的一首《桂殿秋》，一句”梦见城西门苑春”令龚自珍百口莫辩。
不久龚自珍突然去世，坊间盛传龚自珍为王府投毒所害，更仿佛坐实了这件事，至此龚自珍可谓是晚节不保，声名寥落，亲友为求自保，也纷纷冷落了龚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作家比历史学家更加具有哲学性，因为历史学家记载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家描绘可能发生的事。这句话不可不谓之真理了。
自古以来，无论中西，未雨绸缪，惊秋救弊的大多都是文人。他们擅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铁笔直书，希望以之上达天听，引起皇帝及百官的注意，从而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改变国家，成就一番伟业。
但是同样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唯一要被驱逐的就是诗人，正是因为他认为，诗人卖弄才学，放大自己的负面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会引起民愤，使得民心动荡，家国不宁。
所谓文人之笔，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龚自珍的狂放不羁成就了他的诗名文名，却也葬送了他的前程。
历史里多的是不得志的文人墨客，少的是一展拳脚的白衣卿相，二十四史里的良臣传里从没有愤世嫉俗的狂人的一席之地。狂人龚自珍的一生，能千古流芳的命却被自己生生葬送，令人可叹可悲，后人应当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