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诗歌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明代诗歌的特点 明诗有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2.明末清初的诗歌风格是什么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
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融铸异质，求变创新。
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
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
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
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
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
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
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一、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宋代的诗歌史是在“江西”与“晚唐”之争中划上句号的，随着蒙古王朝统一全国，南北诗学逐渐从趋尚的多元化转为反拨宋诗，迈开了回归唐代乃至汉魏的最初步履。
只是元代国祚不长，诗道亦未远。当四大家以盛唐诗风为典范的诗歌出现，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体派时，朝代却也走到了下坡路上。
其实，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汉唐的步履强劲不衰的话，明代诗歌史的起承转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从文体文风随时代而兴替的规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代并没有一反元代诗风，反而与元代诗歌合为一个大的文学阶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导风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当然，将元明诗合为一个大的阶段，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明人弘唐诗之法，诛宋诗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诗”未臻胜境外，时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明太祖朱元璋这位集雄才大略与果毅残暴于一身的开国君主，鉴于元代政治制度松懈与思想统治不力而产生社会异变，在夺鼎定基伊始便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着手诏复唐制，纯洁文化习俗，创造沉潜执着地追求理学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力求高扬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围。在诗歌风格上，太祖“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因此舍弃宋调而尚“盛世清明广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
明初士人既诛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杨维桢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强烈地诋斥铁崖体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诞涩之词饰其浅易之意，攻讦当世之文。昧者群和而从之，而三吴诸郡为尤甚。
此皆挟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虽不足为斯文害，然不除灭而禁斥之，何由复古之盛乎？”（3）这里提出要“除灭而禁斥”铁崖体以“复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强烈的时代心理。
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庙堂色彩，在这种文化心态中长期闪回着“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激活这种幻影，尽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试图远离庙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实际上进入并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文化机制。直到嘉靖以后，权力机制逐渐瓦解，而随着启蒙学术的展开，知识群体知性精神觉醒，人们才开始冲破思想的囚缚，走出虚幻盛世精神的光圈。
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重新审视既有的具有统治力的文学理论，一种与七子派相悖，对庙堂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的诗学价值观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晚明，接纳宋诗的过程将是十分艰难。
有学者认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现过两次提倡学宋的潮流。一次是前期方孝孺、陈献章、庄昶等人，一次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后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这些提倡学宋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理学家。”
（4）其实，有明一。
3.求明代诗人高启梅花诗九首及其赏析
高启梅花九首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缟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缘. 将疏尚密微经雨，似暗还明远在烟. 薄瞑山家松树下，嫩寒江店杏花前. 秦人若解当时种，不引渔郎入洞天. 翠羽惊飞别树头，冷香狼籍倩谁收. 骑驴客醉风吹帽，放鹤人归雪满舟. 淡月微云皆似梦，空山流水独成愁. 几看孤影低徊处，只道花神夜出游. 淡淡霜华湿粉痕，谁施绡帐护春温. 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 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 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云雾为屏雪作宫，尘埃无路可能通. 春风未动枝先觉，夜月初来树欲空. 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在山中. 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园尽棘丛. 梦断扬州阁掩尘，幽期犹自属诗人. 立残孤影长过夜，看到余芳不是春. 云暖空山裁玉遍，月寒深浦泣珠频. 掀篷图里当时见，错爱横斜却未真. 独开无那只依依，肯为愁多减玉辉？ 廉外钟来月初上，灯前角断忽霜飞. 行人水驿春全早，啼鸟山塘晚半稀. 愧我素衣今已化，相逢远自洛阳归. 最爱寒多最得阳，仙游长在白云乡. 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 楚客不吟江路寂，吴王已醉苑台荒. 枝头谁见花惊处？袅袅微风簌簌霜.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 不共人言唯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 歌残别院烧灯夜，妆罢深宫览镜时. 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 高启，明初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 “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为什么只合在瑶台的梅花仙子，在这人间江南处处留下了她优美、不屈的身影呢？从客观环境上讲文人生存的条件如风刀霜剑紧相逼，朱元璋猜忌多多，大肆杀戮文臣武将；从品行高洁的文人内心世界来看，如何战胜名利的诱惑，在不受屈辱的前提下保全自己，就成了一个两难选择. “三九严寒何所惧，昂首怒放花万朵”的梅花成了作者心目中理想人物的化身.看这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雪满山中，净悄悄的绝尘避俗的孤寂之感；月明林下，冷清清的高洁明丽的凄婉之美.竹影萧萧，香苔漠漠，斑驳陆离，依稀飘忽，若有若无，知音难觅，徘徊彷徨. 我们不妨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北宋，来看一看有“梅妻鹤子”之誉，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传世的林逋.林逋所在时代的帝王们对知识分子还是以招览为重，政策相对比较宽松，在不不触及皇家利益的前提下，不为皇室服务也不强求，你想做隐士也无妨.另外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就占了六家，在这六家以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串闪光的姓名：范中淹、梅尧臣、苏舜钦、柳永、司马光、晏殊晏几道父子、周邦彦、秦观、黄庭坚等.林逋的时代还有一些大唐遗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相对自由的.所以，宋代的文化依然璀璨夺目.明初的文坛却是死气沉沉，虽然有宋濂、高启等人的昙花一现，但在朱元璋的威逼之下，不是流放充军，就是腰斩于市，文治这一条是没有多少可以圈点的，思想不自由哪来文化的繁荣.虽然有“高士”，有“美人”，但雪太大“高士”之“高”无法为世人所知，月太明“美人”之“美”无法为世人所用.是时代的悲哀导致了 “高士”和“美人”的无奈. 诗人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曾写到：“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明朝开国伊始，人们对推翻搞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蒙古人的统治的朱元璋是心存感激的，是把他当成备受异族欺凌的汉族人的大救星的，可这个大救星上台以后，却把主要心思用在了如何巩固皇权之上.一是想捂住知识分子的嘴，不让他们揭自己当过强盗的老底；二是想让人们在思想上高度一致，皇帝想什么，天下人就想什么，皇帝想做什么，天下人就做什么；三是为了能让他的子孙们坐稳江山，天下永远是朱家的，便大肆杀戮与他一起造反的哥们，防止有人像赵匡胤那样搞个陈桥兵变黄胞加身，此即民间传说中的“火焚庆功楼”的由来.知识分子们就像大观园里的林妹妹一样“路不敢多走一步，话不敢多说半句”，噤若寒蝉，万马齐喑.所以诗人说“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虽然和林逋时代有一样的“疏影”，但漂逸自得的“暗香浮动”却一点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穷途末路的“春掩残香”，表面上有春天般的温暖，心里面却是伤痛深深，毫无生机，内与外的巨大反差，疏影虽在，残香难留，使得诗作别有一番味道在心头，给人以猛烈的心灵撞击.这种情与景的反推撕裂，反情景交融之常法常道，恰到好处的表达出了诗人所处的时代特点和诗人自己复杂的心理感受，确是明代诗作中的佳。
4.求明代诗人高启梅花诗九首及其赏析
你好！《咏梅九首》原文：1.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2. 缟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缘。将疏尚密微经雨，似暗还明远在烟。
薄瞑山家松树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当时种，不引渔郎入洞天。
3. 翠羽惊飞别树头，冷香狼籍倩谁收。骑驴客醉风吹帽，放鹤人归雪满舟。
淡月微云皆似梦，空山流水独成愁。几看孤影低徊处，只道花神夜出游。
4. 淡淡霜华湿粉痕，谁施绡帐护春温。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
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5. 云雾为屏雪作宫，尘埃无路可能通。春风未动枝先觉，夜月初来树欲空。
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在山中。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园尽棘丛。
6. 梦断扬州阁掩尘，幽期犹自属诗人。立残孤影长过夜，看到余芳不是春。
云暖空山裁玉遍，月寒深浦泣珠频。掀篷图里当时见，错爱横斜却未真。
7. 独开无那只依依，肯为愁多减玉辉？廉外钟来月初上，灯前角断忽霜飞。行人水驿春全早，啼鸟山塘晚半稀。
愧我素衣今已化，相逢远自洛阳归。8. 最爱寒多最得阳，仙游长在白云乡。
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楚客不吟江路寂，吴王已醉苑台荒。
枝头谁见花惊处？袅袅微风簌簌霜。9.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
不共人言唯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歌残别院烧灯夜，妆罢深宫览镜时。
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10.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琼姿，这是古词中的常用词了，谓瑰丽的姿容，通常只用于梅花。
不过，诗的首联，却一点也不因这措辞的常见而显得平凡：神话中的昆仑山，上有瑶台十二座，皆以五色彩玉筑成；梅花既有瑰丽的风姿，那么就本该（合，应该）充任瑶台上的琼玉，至于它们为何不留居在飘渺的仙山，却被不知哪位仙家之手，栽向了江南的处处山林，这，可真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疑问！这二句，给凡间的梅花，赋予了谪仙的身份，使它们纵然已降生到地上，却终究是超凡出尘、气质异于俗中众花。若不是诗人对梅的品行理解至深，安能作此奇想、出此奇语、发此奇问？至于为何只说栽于江南，而不说栽于天下，这，也可算得个疑问：大概，诗人一生足迹不出江南，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片山川钟秀、人杰地灵的广土，才最适宜迎接梅的降临？11. “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到底还是来到了人间，不过，它们既然是夙具仙骨，当然也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远离人迹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才是这位孤高拔俗的隐士的愿望。
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提什么“傲霜斗雪”，其实，梅花又何尝逞勇好斗？雪满山中，它们却稳稳地酣卧，何尝把大雪放在心上？大雪又怎配做它们的对头？“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到底是花的一种，是世人愿意亲近的美人，不过，这美人既然是仙子下凡，俗人当然不能轻易窥到，若去闹市中寻觅，无异于水中捞月。你须得摒弃一切俗念，退身到清风明月的林泉之下，那时，你才能见到她款款而来，神情是那么超朗闲雅，容貌是那么清秀动人，一如《世说新语》中的咏絮才女谢道蕴，“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12.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请反复吟诵这千古名句，请反复体味其中的含义：独立而无惊、无憾的高士，秀雅而不艳、不俗的美人，梅花的高洁精神，不正化身于这二者而得到了最生动的显现了吗？13.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这二句是分承上二句，再作进一步的申说，其原来的含义，应该是如下：山间的苍苍秀竹，自不会放过与高士交结的机会，它们把自己萧萧竹声中的清寒，奉献给梅花的身影，好让那疏朗的梅影得了清寒的依附，更显得仪态高峻；山间最不起眼的漠漠青苔（漠漠，密布之貌），也知道爱怜美人，当她完成了报春的使命，零落的花瓣半蚀于春泥之时，它们也会把自己身携的微微春意，轻轻遮掩在她残留的清香之上，好让无意争春的美人，也多少领受点春的回报。这二句的正常顺序，本来也该是“萧萧寒竹依疏影，漠漠春苔掩残香”，殊不料，诗人却把“寒”与“春”提炼到醒目的句首，显得这二者才是依托于“疏影”、“残香”的梅之魂魄，而遗于句尾的“竹”、“苔”，倒成了这二者蜕下的躯壳。
次序一变，诗的境界顿异，诗人的笔法，真是老到。14.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何郎，指南朝的诗人何逊，作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等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咏梅者，但诗人大概认为梅花的“好咏”（佳作）自他而始。
在何逊之后，诗坛上当然也不乏“好咏”，但诗人在这里说梅花自从何逊去了便不逢知己，使自己不禁要问它们在漫漫的岁月里，寂寞愁苦地在东风中开落了多少回，似乎近千年来只生出自己一个梅花的知音——这，说他目无古人、过于自负，也未尝不是；但若没这份空前的自信，又如何有胆量抛开古人的陈规所限，别创出这千古佳作？况且，佳作既已咏成，就算他真的笑傲古人，古人到底也指摘他不得！15. 具体的梅易写，抽象的梅难说；梅之形态易赋，梅之精魂难摄。何。
5.明代诗歌有哪些显著的特点
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
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
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 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
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
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
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
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
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
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
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 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 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
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