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革中地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可以说是杂乱的原始素材中，可以见到‘文革”文学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心理，不止是思考、觉醒、怀疑，也有狂热、迷惘、悲抑，等等。
这些近乎“原生态”的材抖记录保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精神崎变现象。这本书漱活了一种“潜历史”的记忆，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学史”的寻究。
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记述了“文革”中.期北京的几个文艺沙龙和圈子，一些重要的地下创作就从这些沙龙中产生，许多后来知名的作家、新诗歌的开拓者都曾出入其中。这些主要由受冲击的干部子弟以及知识分子子弟构成的“圈子”，在那封闭而高压的年代中，仍然有可能（苍至是更强烈而专注地）吸纳诸如“黄皮书”、“灰皮书”之类的异质文化，从而形成与主流文化巨大反差的另一种文学语言。
例如，1969年冬天曹有部分下乡播队的知识青年由农村返回城市，以当时北京女12中的女才子黎利为核心，串连形成“地下上流社会”沙笼，后来这个圈子里出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九级浪》作者毕汝协。《九级浪》正是以这个沙龙圈于中年轻人的生活情感为题材的，其以直面人生的冷峻，写“文革”中一批知识青年，展示一代青年在类似九级狂浪的政治环沈的心的历程。
以今天的目光看来，这部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重的青年理怨主义色彩。但其区别于当时所谓“主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那种对苦难调侃和某些类似“存在主义”的思想特征。
这本书描述了“文革”期问某些地下丈艺沙龙的情况，可以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当时某些“文学”形成的氛围。例如，以学者赵一凡为核心的另一个文艺沙龙，也几乎是这种文学的秘密园地。
这位理怨主义者从“文革”一开始就留心收拾保存被“文革”级弃的各种文学名著，包括“文革”前介绍的某些西方先锋艺术（多为灰皮或黄皮的“内部书”），并在圈子中交换传阅，交谈体会。这种“启蒙”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里显得那样珍贵。
.该书还用较多篇幅介绍了“知青文学”。如1972年至1975年流传的长诗《决裂-一前进》、《生活三部曲》等，虽然艺术土比较粗疏，带有那个时代的某些空泛的语式特征，但不可否认其中很真切反映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遭受的苦难及其心理上的忧伤、疑惑与茫然。
而另一部得到重卢、评述的手抄本中篇小说《波光》，被认为艺术上较成熟，写出了一代青年对“文革”的怀疑与思考。小说表现文明的大厦在“文革”冲击下刹那间化为乌有，让人襄惊地悟识“文明”在基力和愚昧面前竟那样脆弱.其中蕴含有某些哲理思考.作者评赞这部小说是“是雪地上的热泪，是忧伤的心灵的颤科，是苦难大地上沉思般回荡的无言歌”。
此话似乎也可以用来评价“文革”中其他有真性情、正义感的文学作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作者有意加强该书的资料性，既能让读者了解“文革”文学概貌，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史料。
在此书之前，大陆各种文学史几乎都一概认为“文革”时期没有文学，是一片空白；即使有，也只是完全政治说教的“遵命文学”。而此书匀勒出“文革”政治高压下的文学潜流，应该说是一种重要的发现。
2.当代文学中地下文学的概念是什么
文革文学中的一部分。
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暗文学，在当时环境之下，是一种手抄文本为依托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和官方主流文学相抗争的，这种抗争实质上就是歌颂人类的质朴、爱情的伟大，但是文革是禁欲主义的，严禁所有的爱情友情，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事。所以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反主流反文革的传统文学的非传统表达，是和五四精神一脉相传的。
地下文学往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文学与政治的不清不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挣脱不了所谓的文学为纯粹的概念的。
我老爹就是研究地下文学的，他回忆说，当时文革中流传诗歌，小说都很精彩。他读过手抄本一本小说，精彩程度很一般，不过在毛选当道的年代，这也算是好宝贝。
后来那本小说成为了地下文学的重要文献，名字叫《第二次握手》。地下文学的文学性究竟如何，暂且不论，就这种现象而言是深层次的。
也就是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比文本的文学性更重要。我们要看清楚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地下文学最重要的启迪。
上述都是兴致发挥，全手打。因为受到老爹的影响所以知道一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3.宫体诗的文学价值
宫体诗编辑宫体诗–指以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
“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
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中文名宫体诗外文名Palace poem流行朝代六朝梁代大通年间特 点描写宫廷生活，浮靡轻艳代表诗作《春江花月夜》 《桃叶歌》代表诗人张若虚目录1简介2起源3体裁内容4作用与手法5评价6影响7代表作品1简介编辑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也就是说，宫相关书籍体诗是一种有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宫廷文学。
宫体诗最早缘起于人们对徐摛诗体的称呼，以其流行于太子的东宫而得名，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辞藻、对偶、声律。代表人物为简文帝萧纲等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
所谓南朝宫体诗，是指南朝梁后期和陈后主时期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的作家是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大多描写女性之美，形式工巧，声律严整，形成了梁陈时期诗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
同时这种诗体也因流行于当时萧纲太子宫的学士们中间，而被称之为宫体诗。另外解释：是指一种以写宫廷生活闺阁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重声律，词采丽靡轻艳的文风。
它发端于齐梁之际，到萧纲及其周围文人时达到全盛。“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
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1]2起源编辑宫体诗产生于六朝梁代大通年间，其名起于简文帝萧纲：“（简文帝）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相关书籍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但是宫体诗的形成并不是从萧纲才开始，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指出，“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晋，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两晋文学以玄言诗和拟乐府为主，齐梁时，玄言诗为山水诗所代，拟乐府为文人新乐府所代，对人生歌功颂德的赞美转变为对山水形色与世俗生活的追求，都不可避免的促成了宫体诗的出现。
其具体表现在于对民歌的拟作和对形式美的追求上。宫体诗的形成发展自有其因，单就文学方面而言，它是六朝文学由雅趋俗趋势下的新产物，由玄言而山水再到咏物诗，“力渐柔而采渐缛”文学渐入性情声色，形式愈加流畅优美。
再加上六朝乐舞发达，民歌盛传至上层社会，引起士人纷纷仿习，宫体渐成。但这些诗作仅着力于对女子形容服饰的描绘，多冰凉冷漠，这与其作者深受佛教影响有关。
宫体诗在齐梁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其内容多为吟咏女性，风格绮蔓，而感情苍白，一直以来被视为统治阶级生活浮靡的表现而加以批判。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
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摛、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萧纲等人以佛法化俗，作宫体诗以仿习佛经，借对声色的描绘批判来教世人看破红尘，而佛经翻译的进步也从形式声律上影响了宫体诗，使之愈加华丽，流传至后竟成靡靡之音，却也是其首倡者始料未及。
[2]3体裁内容编辑1、乐府是一个很重要的体裁乐府在艳情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乐府诗多为帝王文人拟作民歌而成。士人学作民歌由来已久，自东晋王献之始，其《桃叶歌》三首即为滥觞，此外还有如《碧玉歌》、《团扇郎》等，写得浓烈。
至刘宋时，宫廷民间拟作民歌者甚多，上至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下至鲍照，汤惠休等。南朝民风开放，歌舞发达，“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民间好歌舞，郑卫之音，复行于时，“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竟造新声杂曲”，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谯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上层社会也受其影响：萧衍“自算择后宫《吴歌》、《西。
4.食指诗歌的文学史意义有谁知道啊》
二、食指诗歌的价值：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革’期间食指的诗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文学青年中，有范围不小的流传。”[2]他的诗，启发了后来的白洋淀诗群、朦胧诗群诗人们的创作。因此，食指是“‘新诗潮’的前驱式人物”。[3]
食指早期诗歌的价值首先在于：在那个人们的政治热情被无限煽动、盎惑利用，人的精神自我普遍丧失的年代，诗人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自我意识的清醒。只有保持人的精神独立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拒斥极权政治，尤其是反动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只有人各葆有其坚强的自我意识，整个民族才能不陷入盲从与混乱之中。在当时的政治阴霾下，诗人在《相信未来》一诗中写下了坚定有力的“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的诗句。诗人清醒地认识到“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拔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4]①历史的发展清楚地印证了他的预言。只有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才能保持诗的文学自觉。
到了朦胧诗论争时期，是“人的觉醒和诗的觉醒，人的解放和诗的解放”[5]的时期。这时朦胧诗人们仍在呼唤人的“自我”意识。“他（朦胧诗人们）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为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顾城语）食指是他们的先导。
食指早期诗歌的价值还在于：他的诗艺也启发了后来的诗人们。相对于后来的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食指的诗风是相对朴素的。但他也用到了使用幅度并不大的私设象征、变形等手法。由于整个国家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状态，以及当时社会状况原因，食指接触和可利用的文学资源很少。但另一方面，这恰恰说明他的新的诗歌意识和技巧既不是对传统手法的继承，也不是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简单模仿，甚至很难说是借鉴，而是从自身流淌出来的歌唱自由的青春生命之歌。他的作品不是依据某种理念或文学模式创作出来的，因而显得异常真实、真诚和可贵。
食指的后期诗歌也自有其价值。他的后期诗歌创作虽然未发生象继起的朦胧诗人后来所发生的明显的现代主义转型，但也“显得沉稳和有更多的哲理意味”。[6]他的诗在完成了早期的历史性使命后，又向深处开掘，回顾和沉思痛苦，思考诗人的责任，探索生命本真，直面死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