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 的文化背景
《诗经》的产生跟周人的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绝不是编一本诗集那么简单的事。在现在我们要编一部诗集，可以说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编一本诗选，那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而且在那个时代编一本《诗经》这样的诗集，绝不是简单地用来娱乐的，而是有政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周人充分地发挥了乐的功能，以《诗经》作为媒介，全面地宣传推广礼乐制度，并取得了成功。
后来乐谱失传了，但是《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谐的韵律、感人的形象、深遂的思想为后人所喜爱并传承至今。
扩展资料：
周人能够在上下五六百年中编纂成这么一部伟大的诗集，这在当时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信息极不发达。
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善的《诗经》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作者就是周公。他们首先是收集诗歌，然后是整理诗歌，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歌，最后把它推广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2.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3.诗经 的文化背景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民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另外，还有周代公卿列士“献诗”之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一定参与了这项工作，因为古代交通不便、言语不通，没有政府的参与，这样一个工程的完成是很难想像的。
至于编订工作，历来传颂着孔子“删诗”的故事。但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和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某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现在一般认为是周王室的乐官做的编订工作。经过他们淘汰和修改，现存的《诗经》表现出一种相对整齐的体例，比如基本上都是四言体，押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那么，编集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有什么用呢？总不会是为文学的发展作贡献吧？实际上，《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备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诗经》成书以后，广为流传。虽然后来遭了秦火，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在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4.诗经的相关资料 背景知识
《诗经》是产生在二千五百余年以前，我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我国古代诗歌开端，对研究我国古文学史、古代历史，尤其研究古代诗歌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从我国诗歌发展史看，《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搜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诗歌，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诗经》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经”的名字是战国时加上的。 根据《史记》记载，编定之前原有古诗三千多首，经过孔子删定留下“可施于礼仪”的三百零五篇。孔子删诗之说虽不一定可信，但保存在《诗经》里的诗歌，可以肯定是经过统治者的选择和删改的。《诗经》都是合乐的唱词，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现存三百零五篇。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对研究我国古文学史、古代历史，尤其研究古代诗歌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更是文学宝库大浪淘沙后的精品，王老师谈到历史背景不得不介绍，独辟蹊径，有新意，有深意.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备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诗经》成书以后，广为流传。虽然后来遭了秦火，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在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5.《诗经》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大多不可考，但它所收诗的年代断限，一般是由比较公 认的最早或最晚的几首诗来确定的。
《豳风》中的《东山》、《破斧》据记载是反 映“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在周成王四到三年左右（前1113 ~前丨112年）。
《诗 经》中最晚的诗是《陈风•株林》，它所反映的是“刺灵公”的事。 据《左传》记载， 陈灵公淫乱的事在周定王七年（前600年），相当于春秋中叶。
也就是说，《诗经》 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西周和春秋时代，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中国由许许多多诸侯国统治着。
那 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或者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 乐工们不但要搜 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
那时的社会有贵 族与平民两级，乐工们是伺候贵族的，搜集的歌谣自然得迎合贵族的口味，平民的 作品往往必须经过乐工们的加工后才会入选。除了搜集的歌谣以外，乐师们所保存 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所作的诗， 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
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臣下想要劝谏或者赞美君主的时候， 往往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作了诗献给君上，让乐工唱给君上听，这就是献诗。 乐师们保存下这些带着乐谱的唱本、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
6.诗经揭露的社会背景
1【简析】《诗经》《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读它就像读周王朝从后稷开始建立、壮大、发展到春秋中叶衰亡的发展史。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2【详细】
《诗经》产生的年代属于奴隶社会中后期，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生活，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在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励精图治是西周出现了繁盛稳定的局面，而在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
周人在社会结构上完善了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了一套以“礼”为本，以德为基础“尊尊”“亲亲”⑤并重，这样一系列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观念。而这些观念的不断深化、延展便促成了一种社会的自觉意识 ，显现出它作为长治久安之大计的思想力量。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观的统治思想治理天下，这已化为社会的自觉意识，它是周王朝意识形态发展运动的主潮。《诗》正是这一主潮与春秋的时代意识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既是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 ，同时 ，它也体现了春秋尊王攘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西周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礼控制人民的言论，残酷的剥削人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的反抗，厉王逃亡而死。宣王即位，修内政，定边疆，史称中兴。幽王继位，增赋税、宠褒姒、任小人，也是一个暴虐昏庸的统治者，终被犬戎所杀。厉王幽王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人民对于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和讽刺诗。而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时期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于是在这时期产生了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这些诗大多都出于士大夫之手。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而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
7.汉朝诗经的背景资料
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
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共收录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 诗经封面 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五经”之一。
《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
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
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 駉》中说的：思无邪。
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诗人的言语有赞美的，有讽刺的，对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语言来赞美它，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丑恶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语来讽刺它，以惩罚人的恶念。
都是要提起人们善良的念头，除去人们丑恶的思想，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如果人心的每个念头都是纯正的，没有被私欲邪念扭曲的，那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充满了善行，而没有恶行，充满了被赞美的行为，而没有被讽刺的行为。
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也不过是为了劝善惩恶而已，因此由思无邪三个字，足以概括《诗经》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学人务必了解，应该将功夫下在“慎思”之上。
作者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内文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
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周宣王大臣。
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
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
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
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
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
8.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
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
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
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