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诗歌的论文
刘川诗歌《这样或那样》 鉴赏
这样或那样
刘川
我一杯水接一杯水地
喝下去
想体验一下身体里
心脏被浮高
像抽水马桶里的浮球
这样，或那样
我想用酒精
浮高那些
沉入腹部、腿部的爱情
让它们升高到胸膛、嘴唇
我做不到
人群中，一个老头
正跪下来双手合十在胸部
祈祷
像用双手牵住
脸庞的黄色的气球
不让它升入生气稀薄的天际
这个诗歌是去年刘川获得“人民文学奖”的作品，在此小人斗胆谈谈对诗歌的肤浅理解。
《这样或那样》分为三个段落，分别用三种方式体现“上浮”的一个概念。前两段诗人分别用两个“想”来表达自己对内心深处的挖掘。第一段用灌水的方式来表达，并用了一个生活里常见的抽水马桶浮球来形容他想达到上浮的目的，那就是不可用寂寞的人心来对待生活，这样的上浮其实是一种感情的挖掘。诗人认为生活需要用感情去诠释。为什么？这里的水就像生活本身，如果你用感情对待生活，那么小球的浮力就会很大，这就是生活与感情的一个辩证关系。
第二段诗人谈到爱情的问题。爱情，酒精，这本身就可联想到一个失意者的状态。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不可避免的去伪装感情上的一种创伤。也可不说伪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往往酒精下肚，那些风花雪月，却又不可相思相守的爱情就不可避免的闪现在你眼前，你为此流泪，为此痛苦。但诗人却告诉读者做不到。因为诗人明白，酒精燃烧过后，依然是清醒的一天。
第三段峰回路转。诗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叙述他人对上浮的看法。他写到了老头，这个角色很微妙，如果是年轻人，诗歌的伦理就乱套了。诗人写到老头用信仰的方式来祈求不要发生“上浮”的状态。自然会让大家想到为什么？老头与诗人两者的态度这么相反。那么这里就有作为人本身一生的一个发展。与青年不一样，人活到终年喜欢寻求安逸，而且会很习惯性的用信仰的方式来消除那些不安静的因素，所以对老头来说，他自然不喜欢“上浮”。
这三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写出了人一辈子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尾则暗示读者，诗人最终可能走的一条道路！
2.关于古诗的文章八百字
我喜欢古诗。小时侯，经常浸泡在古诗的韵律里。每天晚上，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古诗，伴随着窗外蝉鸣声，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伴随着古诗，我诗意的生命开垦出丰美的田园。我会背的第一首古诗是《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我问爸爸“绿丝绦”是什么意思，爸爸说，“绿丝绦”是柳条垂下来像一条条丝带，就像妹妹头上扎的绿色蝴碟结，这就是“绿丝绦”了，哦，懂了。
我就这样一首首背了下来，读了许多有关春天的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春天阳光普照，江山秀丽，春风拂面，春风送来了花草香气，春回大地，泥土松软，燕子来飞飞去衔泥做巢，鸳鸯在暖和的沙地上睡着了，这一定是一幅非常甜美的春景图啊！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这首诗仿若把我们带到了黄师塔前，望着滔滔江水向东流去，心中的烦忧也随之而去，春风吹来，顿觉又懒又困，我明白了人们常说的“春困秋乏”。
宋朝诗人王安石有一首《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和南宋诗人朱熹《春日》中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同样是写春风，诗人一个喜，一个忧，两相对照，反映出两位诗人当时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领悟了不同的写作手法。
古诗不仅给我的生命田园抹上了绿色，而且让我的心灵腾飞，融入那千年唐风宋词中，遥望天外云卷云舒，聆听海天相接处渔歌唱晚，更让我这个北方少年感受到了塞外大漠孤烟壮阔。
古诗，让我的生命丰富多彩！我爱古诗！
3.关于诗歌鉴赏的论文
虞美人宋。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徐州人。曾存词集，已失传。
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虽然存量不丰，但是李煜已可以凭这些不朽词作流传于文坛了。
李煜的词可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初期他的词作极尽绮丽奢华之能事，可以说是柳永等人柔词风格的始祖，但是当他沦为亡国之君被软禁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此变并非形式之变而是内涵之变。这首《虞美人》便是作于他被囚之时，也是这种变化最显著之作。
整首词可分为两段鉴赏，前三句为首，末一句为尾。且看前三句，“春花秋月”，单是这四个字已足可引发多少词人的无限遐思了，但是在此词首句却直言到“何时了”，并用“往事知多少”来表达了对现时美景的不屑。
次句先言“小楼”再忆“故国”，即便是报春信的东风，对于身在孤狭小楼身受软禁的作者也不过是掠过心尖的一丝寒意，更是让他有了“不堪回首”之念。既思起故国，自然想起当年“雕栏玉砌”的华美宫室和秀美“朱颜”，故国无恙可叹物是人非，怕是自己终生也无福消受了。
前三句中，作者眼观美景思及己身，心中不免油然而生亡国之叹感慨之悲，但是仔细的分析李煜所思所念，却尽是当年避居江南割据一方之时的奢靡享乐，他所惆怅的并不是国破家亡，而是无法再享纸醉金迷的荣华。一个亡国之君身处桎枯之中感悟的不是失国之痛却是这些东西，李煜确实不是做国君的材料，若不是他在文艺上的天赋，怕是可与刘禅比肩了。
且不论他的思绪是否符合为君之道，此词的最末一句可说是千古绝唱，此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是李煜毕生词作的精华所在。这一句以水喻愁，含蓄地将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与滔滔水势联系在一起，既富哀怨亦蕴大气，让人不由自主的陷入了这奔涌而出的忧郁之中。
同是以水喻愁的诗句，刘禹锡的“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李煜于此一句中虽仅仅展示了他无尽忧愁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使读者从中取得了心灵上的呼应，人的愁思固然内涵各异，但都可借用此句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
谁到忧愁之时不是觉得这愁苦便如滔滔巨浪劈面而来，无可抵挡呢？李煜于词尾的扪心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无怪此词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 对于李煜此人，作为政治家他是完全的失败，但是作为文学家他却得到后世景仰，正如后人的评价：“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由李煜，我所想的却是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李煜的词，绝少有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他只讲求词的本身的美感，断不会为强言国事而打破词韵平仄（这也是我不喜辛词的原因之一），因此他的词篇篇美仑美奂，都是艺术上的精品。
这种思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才应该是艺术者的最高理念。文为什么一定要“载道”呢？艺术的历史远比政治要早，人类尚在朦胧时便已知道了用舞蹈表达情感，说艺术出现是为政治服务那完全是狡辩。
艺术的作用应该是表达人心中最真切的情感而不是表现代表着人性丑恶的政治，如果要在艺术中强加上沉重的主题，这“艺术”已不是艺术，而已沦为了丑陋的工具。倘若李煜的词里通篇是悲亢亡国之痛或是感慨不能与天下争，那么今世艺术史上的李煜，就不过是一个三流的爱国词人罢了。
这首《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在被俘两年后写成的。相传他作此词后命歌妓在七夕之夜反复吟唱，宋太宗知此事后立即就赐酒将他毒死。
作者能诗能画，只可惜政治上无所成就。本是一国之君，只因一个黄袍加身的后周叛臣便落得个“肉袒以降”成为一介阶下囚。
七夕之夜，看汴京车水马龙，自己被囚寓中，回首往事怎能不叹道“问君能有几多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作者慨叹时光太慢。大概是俘前宫里浮华生活使他不思进取。
“往事知多少”长叹一声，开始回忆往事的美好。李商隐有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为慨叹去日美好，来日不多，美好的往事只能成为追忆，当时却只是惘然虚度。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陆游《钗头凤》）冰凉的东风吹破寄身的小楼也吹破作者思旧的美梦。
七夕之夜，正是群星闪烁，人间欢笑何多。离开金陵（南京）来到汴京（河南开封），昔日贵为一国之君，而今只有抬头看看天下共有的一轮明月，思念故都。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思乡的人的诗词中总因月而起思乡之情。李白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苏轼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李煜的“月明中”与以上二人不同，李白是潇洒，苏轼豪放而豁达，李煜剩下的只有凄清与无奈。
他乡与故乡，可能唯一相同的只有月亮。故国只能回映在汴京的月面。
4.关于诗词的论文
论苏轼“词似诗” 词似诗，便“非本色”。
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东坡词，也是从“诗与乐府同出”、诗词不应该有区别的基本观点立论的；胡寅也认为“诗出于《离骚》《楚辞》。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 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集序》）也就是说，王灼和胡寅都承认东坡词“似诗”。
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逻辑推论，诗的审美内涵是杜绝“香软柔媚”，摒弃“绮罗香泽”，不屑“绸缪婉转”作风的；诗的功能，则主要是在于“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感发人的“逸怀浩气”，使人“自振”。也就是说，胡寅和王灼是从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东坡词的价值意义的。
我们检点苏轼的词作，可以概括出其“词似诗”的三个特征：一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诗教是将诗歌纳入制度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所谓“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即是中国古代诗歌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对东坡词的评价，实际上主要也是就这个层面立论的。
在内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家国怀抱及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就连《水调歌头·中秋词》、《卜算子·孤雁》等事实上也流露出词人眷恋社稷的政治怀抱。
二是在审美意义层面，强调作品的阳刚之气。中国古代诗歌，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大审美系统的对立与调和，主流文化往往强调阳刚之气和豪杰之风。
苏轼一向反对词中的阴柔和艳冶之词，尽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作，但主要作风，表现出对于阳刚之美的偏爱与执著。 三是在表现方式上，苏词以直抒怀抱为主，既少用比兴，又不像柳永那样铺叙形容，而是议论的成分较多，没有词的曲尽其意的婉转韵味。
因为词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文化属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属性，士大夫情感，与这种属性是有距离的。再加上作为“新声”的词更多在对于个体私人生活和个体内宇宙细腻情肠的表现与再现，在气质与风调上，苏轼一部分词不具备有别于诗的这种词之特性，也即是说，其词线条粗放，境界疏阔，并且士大夫情结十分典型和强固，从本质上更接近于诗。
苏轼词的“士大夫化”，是其词似诗的重要因素。苏轼的士大夫人格，决定了他“词似诗”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价值取向。
所以王灼在批评李清照所说苏轼词乃“句读不葺之诗”的观点时说，这种观点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证明东坡词与柳永词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词，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统批评家的肯定。 似诗的士大夫词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观抒情性。
即是说，这类词像传统的诗一样，是以作者主观抒情的方式进行情感传输和意志表达，不像一般文人词常常是对一种场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动情境的创造性表现。举例来说，苏轼的大多数作品，都像日记或自传一样，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展示。
《全宋词》存东坡词三百多首，出现“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苏轼词中“我”的情绪大都与“遇”与“不遇”的感怀或牢骚有关。
其他像柳永、周邦彦词中就更多那种客观言情写实的意境和场景描述，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别的男性或女性。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像戏剧或小说一样是被词人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和艺术境界，而不仅仅是词人独自真情实感的抒发，更具有一种客观性，反而能够供广大读者或观众从中发现作品中的“我”。
李清照认为：词，就应该写传统诗歌所没有表现过的人情的隐秘世界；如果像苏轼一样，用词来表现那些诗歌常用题材，甚至表现手法和方式仍旧和传统诗歌的粗豪抒情一样，那便是以长短句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了。所以说东坡词的主观抒情性，是其词最突出的个性，也是其词士大夫品格的标志。
人们说他的词似诗，在很大程度也是从这个认识上立论的。 苏轼词的似诗倾向，尤其在他的创调之作《醉翁操》和其隐括《归去来兮辞》的《哨遍》得到印证。
其《哨遍》不仅似诗，简直像文赋。它是“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所以带有很重的文辞风貌。
按照词的严格律度和音乐审美的标准衡量，确乎不太像词。从序中可以看出，东坡写作此词与当时谪居黄州的生活及心境有关，隐括陶渊明辞意，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
虽已“就声律”，而且可歌，却与当时时尚的流行曲子词相去甚远。但这种即兴之作，并且即时而歌的热闹场面和气氛，又确有流行曲的味道。
正是此类词的流传，更让人们觉得东坡词粗疏直率，如是得出东坡“词似诗”的判断。其《醉翁操》则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词语，亦诗文之间。
不过此词则不在于主观抒情而有一种客观述事和议论的韵味。从中可知这首词是东坡根据琴曲倚声新创的词调。
问题在于，苏轼也有像“花褪残红青杏小”、“一颗樱桃樊素口”这类纯客观言情的艳词；。
5.有关诗歌的论文（600~800字）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
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
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
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
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
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
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
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
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
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
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
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
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
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
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
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
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
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
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
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
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
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
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
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
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
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
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
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
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
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
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
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
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
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
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
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
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
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
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
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
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
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
个时空状态停滞了。
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
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
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
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
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
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
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
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
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
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
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6.
诗经——《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gao）衣綦（ji）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yin du），有女如荼（tu）.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cu）. 缟衣茹藘（lǘ），聊可与娱. 大意：漫步走出城的东门，美女多如天上彩云；虽然多如天上的云，可并不是我思念的人；唯有素衣暗绿色头巾，还能欢乐我的心；漫步走出外城的门，美女靓丽如茅花；虽然靓丽如茅花，可是我不思念她；唯有那素衣红佩巾，还能娱乐我的心. 评析：纵然美女如云，却不能重情、不丧志，所需要的坚定意志，大概不逊于疆场上刀光剑影下的英雄气概.英雄可以视死如归，却不一定能在万花丛中不懂一点杂念；就是皇帝一向叱咤风云，也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前例；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痴心女子负心汉”，这当中肯定包含了不少风流的事. 可是，世上真有坐怀不乱的汉子.虽然不多，毕竟有.这也构成了一道人生风景.美丽的花几千万朵，最心爱的只有那一朵.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秀色可餐固然使人愉快，但不一定可爱.美丽而可爱，美丽且有气质者，才能打动心灵最深处.漂亮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才是最适合的. 男子汉当中也有坚贞者，不全是无情郎、负心汉.坚贞应当是对自己的选择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目标有不懈的追求.这有可能是凭着直观感觉来进行，也有可能是以深刻的内省为基础. 请相信，男子汉的忠贞也有不可动摇的时候. 忽忽~终于写完了，可能是有点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我已经是绞尽脑汁了.毕竟，3000字 ——20分，出200分应该也不会有几人. 上面的应该基本符合你的要求，我也是因为要备课才写这个东西的，也就顺便在网上写下来发给你.注意，不要抄的一模一样，自己在中间加点语句，我写的只是赏析而已，你可以加点其他的观点进去论证.比如说我说的“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前例，你可以去举点例子，加以论证. 最后说一句，文章，还是自己写的好，最好把我的当做抛砖引玉，相信你会写出更好的原创论文.。
7.关于唐诗宋词鉴赏的论文八百字以上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
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
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
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
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
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
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
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
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
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
8.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9.关于古诗的文章八百字
我喜欢古诗。
小时侯，经常浸泡在古诗的韵律里。每天晚上，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古诗，伴随着窗外蝉鸣声，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伴随着古诗，我诗意的生命开垦出丰美的田园。我会背的第一首古诗是《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我问爸爸“绿丝绦”是什么意思，爸爸说，“绿丝绦”是柳条垂下来像一条条丝带，就像妹妹头上扎的绿色蝴碟结，这就是“绿丝绦”了，哦，懂了。我就这样一首首背了下来，读了许多有关春天的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春天阳光普照，江山秀丽，春风拂面，春风送来了花草香气，春回大地，泥土松软，燕子来飞飞去衔泥做巢，鸳鸯在暖和的沙地上睡着了，这一定是一幅非常甜美的春景图啊！“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这首诗仿若把我们带到了黄师塔前，望着滔滔江水向东流去，心中的烦忧也随之而去，春风吹来，顿觉又懒又困，我明白了人们常说的“春困秋乏”。宋朝诗人王安石有一首《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和南宋诗人朱熹《春日》中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同样是写春风，诗人一个喜，一个忧，两相对照，反映出两位诗人当时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领悟了不同的写作手法。
古诗不仅给我的生命田园抹上了绿色，而且让我的心灵腾飞，融入那千年唐风宋词中，遥望天外云卷云舒，聆听海天相接处渔歌唱晚，更让我这个北方少年感受到了塞外大漠孤烟壮阔。古诗，让我的生命丰富多彩！我爱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