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答 东晋玄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玄学的盛行，使佛教徒附会玄学欲使玄佛结合， 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
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
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后来东晋的文学家如《文选》等都极力避开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玄言诗不是真正的诗，也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一种失败的杂烩。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之一，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孙绰所做的玄言诗远远不及道林。后来东晋的文学家如《文选》等都极力避开玄言诗。
2.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特点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3.两晋文学诗歌创作的基本成就
西晋文坛正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西晋王朝虽然不大重视文学，但仍然涌现了不少的人才。钟嵘在《诗品序》里就列举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8个诗人，说他们“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其实，他们不仅擅长诗歌，有的还兼长辞赋，或兼长骈、散文。除了这 8人外，以文名著称当世的作家，还有傅玄、傅咸、张华、成公绥、夏侯湛、束、木华、挚虞、皇甫谧、张翰、孙楚、左等人。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虽多，成就一般并不太高。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文心雕龙·明诗》）这个评价基本上是切实中肯的。太康诗人既缺乏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缺乏正始诗人那种忧愤深广的思想境界。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已进一步自觉起来。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就道出了魏晋诗人更多地致力于抒发个人情志，并追求文采绮丽的特色。
诗人讲排偶对仗、用典故成语的风气开始弥漫。陆机在太康诗人中的领袖地位正透露着当时诗坛风尚的某些信息。
他的拟古诗、拟乐府大都脱离现实，跟着古人亦步亦趋，读来枯燥乏味。但是他的某些拟古代言的诗文能设身处地，“为文造情”，窥“前识所不用心”，探“圣人”之所“罕言”，“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未尝不是以拟作为创新。
所以拟古之作，下逮陶谢、江鲍而途径益广。他的《文赋》是一篇精心撰制的论文名作，这篇赋虽然对文学发展的源流正变和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论述得较疏略，但对作家创作的过程，乃至遣词造句的甘苦，均有很亲切细致的论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起了重大影响。他弟弟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也有不少篇幅论及创作的活动。
与陆机并称的潘岳，前人屡有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
但潘岳“善为哀诔之文”，还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张协的诗数量不多，也以“巧构形似之言”，“词采葱，音韵铿锵”，著名于后代。
陆机、潘岳、左思都反映了西晋文坛的主要创作风貌，像陆机就曾被推崇为“太康之英”。不过，在西晋一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左思。
他的诗不同于当时人崇尚雕采的习气。他诗歌数量虽少，却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他寓咏怀于咏史，给传统的题材注入新的生命；在豪门世族统治的时代，敢视豪右为埃尘，其胸次之高旷，笔力之雄迈，均非虚骄浮夸者所能相比的。鲁迅说：“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左思则是一个例外。
此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如张华除了诗赋之外，还撰写了著名的《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
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束皙的《饼赋》、鲁褒的《钱神论》等，也是接近轶事小说一类的俳偕小文。刘勰《文心雕龙·谐》篇：“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
魏晋滑稽，盛相驱扇。”亦可见当时文学发展的另一面。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编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各为之论”，对后世的选本和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西晋末年的政局尤为动荡，许多作家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例如西晋东晋间，北方沦陷之后，还继续领兵在并州一带和刘聪、石勒作战的刘琨，留下几首悲壮慷慨的诗歌；以《游仙》诗为“坎咏怀”之作的郭璞，得到“词多慷慨”的评语。可以看作西晋东晋间“文章中兴”的尾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的作家大多不得不依附于豪门士族，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风浪之中，死于非命。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以及郭璞，一个个都作了贵族们互相残杀中的牺牲品（刘琨死于段匹之手是个例外）。
所以刘勰在指出西晋文坛“人才实盛”之后，又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一代作家是“运涉季世，人未尽才”。东晋时期东晋文坛流行的是玄言诗赋。
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
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些玄言诗赋，是那个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
它虽然抄袭老、庄、佛典的玄言词句，但也能运用一些比较接近口语的语言。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为贫而仕，由仕而隐，在官场里出入了几回，看透了官场的虚伪欺骗、污秽险恶，决心辞官，回到田园，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在艰苦清贫中砥砺自己的品格。他的诗写的就是自己从仕宦到归田的生活体会。
他诗中也有一些老庄和儒家的哲理，但他力求写得亲切朴素，接近田家口语。他极力避免提到时事，但是人们仍能从他的诗里看出一些时代的影子。
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他把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把桑麻鸡狗等日常景物，第一次写进诗里。他的诗自然真率，所以喜欢华丽词藻的南北朝诗人、批评家。
4.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5.古诗十九首对魏晋诗歌的影响有哪些,要具体些哦
相关资料1：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
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辞海》1999年版）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
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
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
如： 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 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 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
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四、【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意味无穷。
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
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中国诗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超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五、《古诗十九首》的时代特点 《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
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
6.初唐诗歌的历史地位
初唐诗歌是唐代诗歌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
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618-712）。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
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李百药等，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犹存。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
初唐后期诗歌虽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出现了新的转机。“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
“文章四友”、“沈宋”虽也都是宫廷诗人，但对律诗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贡献。陈子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
总而言之，初唐诗歌显示了过渡和创新的特点。
7.骈赋对两晋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辞赋虽逞丽词，左思《三都》矫之，以曹氏父子为核心。
而曹丕又在其《典论•论文》里恰如其实地提出“诗赋欲丽“的双轨创作主张。孤兽更我前，启夕秀於未振”，本文就以文人在“自觉”创作活动中“骈赋”对诗歌的影响作以下几点分析，或龙见而鸟澜。
或妥帖而易施。表现出对离别与生活困苦的沉痛与悲凉。
顾影凄自怜，于是“以赋法入诗”便成了追求时尚及逞才的体现。本文主要从文学倾向、士族审美与“赋法入诗”等诸方面论述“骈赋”对诗歌的影响。
关键词： 骈赋 游宴 写实 华丽 文学自觉 赋法入诗 士族审美 酒与文学 音乐与诗赋 生活“诗化” 士族文学 诚如宗白华先生所云，晚一点的“竹林七贤”亦都各有表现。直至“太康”年间。
世网婴我身。只是，由汉大赋演变成了抒情小赋，这种“写实”的精神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亦得到了渗透。
魏晋之际，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他们在艺术上追求“华丽”，在形式上注重技巧，将“骈赋”的句式用于诗歌创作。陆机在《文赋》中强调“或藻思绮合，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等等，主要体现在诗赋创作方面，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亦可说是“文学自觉”，以“赋法入诗”的表现，最早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莫过于曹植今存的如《送应氏》。
野途旷无人、《泰山梁莆行》。 二。
有“七子之冠冕”之称的王璘、文人兼备众体，悉以‘征实’为主”。同一时期的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门行》以及稍后一点“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咏怀诗》和嵇康的《幽愤诗》等等，社会的分裂与曹操的“政令”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皎若太阳升朝霞，文垂条而结繁。
比较发现，受者必当其实”。哀风中夜流。
从时代背景对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提出“体物而浏亮”的创作主张，加强了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成为魏晋南北朝开启藻丽之风的第一人。“华丽”之美成了汉魏之际“骈赋”的特色。
其中以陆机。加上时政动荡，文学自觉，且多用骈句。
在语言方面。伫立望故乡，我思郁以纾，也是他们率先使用的”。
③被锺嵘赞有“骨气奇高，词采华丽”的曹植在其赋与诗中均有明显体现。借问子何之，无论是从他的《七哀诗》，赋仍是文学创作的一重要题材，著文要，终流离於濡翰。
理扶质以立干，莫不道出了他作赋咏诗之风格。⑧为了逞才，在健安时诗歌已非常兴盛，凄若繁弦”。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在思想上指导了诗赋在形式“华丽”方面应有所追求，同时“澄清了当时尚‘通脱’与尚‘丽’的两种文学观念的较量”。⑥被锺嵘称为“辞采华茂，情兼雅怨，文章追求“华丽“之美形成了主流风气。
在游宴活动中，咏诗作赋成了娱乐的主题，而赋在形式上追求“骈俪”。坚持这一表现的还有潘岳的《西征赋》与其《悼亡诗》，左思的《三都赋》与其《咏史诗》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遗思结南津。沈思郁缠绵；在句式和声律方面，由散行趋向骈耦压韵。
如：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诗》二首，潘岳的《河阳县作诗》二首及张协的《杂诗》，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
鸡鸣高树巅，诗赋便成了表现太康文人才华最好的载体，从而获得自身崇高的荣誉。于是，在其《赴洛道中作诗》云。
代表作是《登楼赋》与《七哀诗》之二，骈偶并进，形象生动，语言精美。 “源出陈思，才高词赡”④的陆机也是诗赋兼擅的大家。
虎啸深谷底。刘师培说“东汉以来，故作者不虚其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他的同一时诗作《赠白马王彪》云：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
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不难发现，赋与诗成为当时兴盛的两项文学活动，“丽”早在汉魏便引入抒情小赋创作，根据赋承骈文的特征，“华”亦为之诞生，眇众虑而为言。
笼天地於形内，正迎合了士族文人的审美需要，以“赋法入诗” 魏晋时期。如、用典等特征融入赋中创作，其代表又是建安文学集团，对动乱社会的感慨激发了作者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或求易而得难。
或虎变而兽扰。以上几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太康诗风”诗承赋在形式上对“华丽”之偏好，并把骈文诸如：对偶，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林薄杳阡眠，形成了“辞采华美”之风格。
其中。“建安七子”中王璘的《七哀诗》亦是“写实”的不朽之作，多被后人传诵。
与其《文赋》中云： 或因枝以振叶。如《洛神赋》里云： 其形也，翩若惊鸿。
悲情触物感。 一： 总辔登长路。
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赋手法，在诗歌领域内：“汉末魏晋六朝是我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陆机的《拟西北有高楼》：“收百世之阙文。⑾提出了对赋新的要求，也是抒情小赋在创作过程“求实”的倾向，采千载之遗韵。
谢朝华於已披，不但在内容上极相似，对诗歌的美感与艺术精神的特性与自由人格的追求。 三、诗承赋“写实”的精神 曹丕在《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
颂者，张华的《情书》及《美女篇》等；在描写方面，由简单趋向。
8.初唐四杰诗唐诗中的地位是什么
号称“孤篇压全唐”的名诗。
春 江 花 月 夜年代：唐代作者：张若虚体裁：乐府《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后人评价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足见其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
《全唐诗》中存诗仅两首的张若虚，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实在毫不起眼，然而真正爱国学、爱唐诗宋词的人，想必都知道张若虚及其著名诗篇《春江花月夜》
据说《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倒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过只五言四句，短浅空洞。陈叔宝还写过一首《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在文论中与《春江花月夜》并提，诗也还留存于世，虽是七言，却仅六句，况且肉麻得紧，与隋炀帝如出一辙，都是臭名昭著的宫体诗。
宫体诗以宫廷为中心，以艳情为内容，描红点翠，堆香砌玉，浮华荒谬，空虚无聊；从梁陈到隋唐，百余年间，主宰文坛，造成诗国的黑暗，遗下无数罪孽。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作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会被人鄙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诗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点缀，建安气质、魏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唐前期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南朝文风，诗人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就是大唐开国创业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表现不出象宋太祖赵匡胤《日出》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的气魄。李世民对诗人张昌龄的文澡很赏识，但张昌龄等应进士科不第，李世民问原因，考官说他们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李世民也就默认了。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同时入霸诗坛，称为初唐四杰。四杰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中起到了开拓作用。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对四人却十分轻视，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虽有文才，浮澡浅露，不象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知县，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错了。这些评说足见新诗的发展道路艰难。对打破宫体诗的束缚、铺平新诗发展之路，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杜甫评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个评价既是对当时诗坛基本态度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四杰诗的确评。
在六朝浮华文风笼罩下，宋之问、阎朝隐等宫廷幸臣成了诗坛上一伙把头式人物。卢照邻和骆宾王始终在齐梁余风里打转，王勃和杨炯又一个早死、一个远宦，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好诗句，而几乎没有令人振奋的好的诗篇，更不要说为盛唐诗人提供典范。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
闻一多先生曾给这首诗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又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说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可估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