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安诗歌的特点有哪些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当时的国政已经持于曹操之手,而文学上的建安时期比建安这个年号所存在的时间前后各长二十年。

建安时代,上承《诗经》、《楚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诗歌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建安时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们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诗的特点是深沉古直,气韵沉雄,他的诗今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一部分是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如《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另一部分表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丕诗风格纤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诗逐句押韵,说明这一时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诗慷慨活泼,词藻丰富华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名都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洛神赋》、《野田黄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诗评》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中孔融年龄最大,仅存诗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除诗歌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徐干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瑒的诗较为平淡。

《建安诗三百首评注》选择了建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百首诗,建安文学多是文人诗,它的语言较之《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都更难懂,《建安诗三百首评注》对所选的诗歌都加以评点和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2.概述建安诗歌的主要特色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

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

3.建安诗歌的特点

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4.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建安诗歌的特点

“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

“(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

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

《神思》篇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

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

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

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

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

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 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15)在刘勰看来,这种叛逆和放纵带来诸多人格上的弊病。

《程器》篇中说:”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食甫啜而无耻。”后来颜之推应和此说,批评范围更广,语词更尖锐。

(详见本文第三节)刘、颜的批评可看作正统儒家对建安文人品格的代表性评价。不能想象刘勰会把具有浓厚”宗经”色彩的风骨桂冠加诸人品不足为训的建安诸子。

其二,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文胜于质,是齐梁绮丽文风形成的渊薮。刘师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学四个特点为”清峻、通脱、骋辞、华靡”。

(16) “骋辞”、”华靡”均就文采而言。刘勰论三曹、七子,首重其在辞采方面的才华:”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

“(《指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才略》)”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

“(《神思》)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只是都偏重”文”(语言才华)的方面,而风骨强调的是内在的”质”的方面,以文害质的倾向正是刘勰所要反对的。其三,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感伤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

建安文学的特色是”怊怅切情”的五言诗,而所抒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任意放纵的情感,几乎不用理性加以节制。但刘勰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重情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

建安诗人的情感内容大多是”忧生之嗟”(17),其格调是感伤和彷徨的,如同他们笔下的”惊风”和”惊鸿”一样,绝少有凌云壮志的抒发,他们偶尔的慷慨悲歌,骨子里也是迷茫和绝望,绝非什么刚健之风。张师伯伟先生说:”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变。

文人诗歌创作开始成为主角,这时的诗人可以说是’感伤诗人’,出现的诗也是’感伤的诗’。……所以在理论上,魏晋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对外界的感动就包容于直接的言志之中;而魏晋以下注重的是’感物’,由’感物’才进而言志,……”(18)的为确论。

但我疑心有些建安诗人甚至无”志”可言–如果把”志”看作一种有坚实信仰支撑的”怀抱”的。

5.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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