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光辉的起点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
它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的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历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诗经》的影响不只在中国，还走向了世界。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广为许多国家的人们所喜爱。
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8、《诗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思想性：第一、《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的。这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为中心的特点。
第二、《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但我们不能曲解和强化《诗经》的政治与道德问题性。更不能把一些描写爱情的诗歌说成政治和道德。
艺术性：第一、《诗经》以抒情诗为主。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
《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使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对个人感情的表现比较克制和平和。
《诗经》中抒发的感情多是一种忧伤的感情。这就为中国后代的诗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后代的诗歌的特点——以抒写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第三、《诗经》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是：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
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
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
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
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这样的词汇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
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
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
2.为何说《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
为何说《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 相传，我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
远在尧、舜、禹、夏、商、周的时代，朝廷就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间征集群众口头流行的歌谣，然后把采集 来的歌谣献给乐官太师，乐官再配上乐谱，演唱给天子听。 天子则依靠这些诗歌体察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以及老百姓对朝廷政治设施的反映和意见。
《诗经》就是周代乐官们收集并经过加工整理的歌谣，它前后酝酿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断地润色和删减，精心编选，分门别类，按“风”（民间诗歌）、“雅”（贵族官吏诗歌）、“颂”（宗庙祭祀诗歌）三大类，进行加工整理，最后选出三百零五首，编成一部诗歌总集。 当时，这部诗歌总集就叫《诗》，或按其诗篇之整数，称《诗三百》。
春秋时代，群雄并起，各诸侯之间，交往频繁。许多王侯贵族、公卿大夫，为加强自己的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且优美动人，常常借用诗句来表达意见和态度。
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至一时形成风气，上层人物说话办事，多引诗传情达意，证其得失，否则就觉得大失面子。 《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载，晋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诸侯，让赴宴的诸位大夫，赋诗并配乐舞，还提出“诗歌必类”，即要求所赋诗歌，应符合宴会内容。
谁知齐国大夫高厚，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诸侯有异志矣！”认为齐国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讨不庭！”只因赋诗不当，几乎引发一场大祸，可见稔熟《诗》在春秋时期，是何等重要！据后人统计，一部《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政治、外交活动时，引诗之句，竟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诗三百》。 正是在如此时代氛围中，孔子对《诗》推崇备至，不只授徒讲学，把它作为主要课本，还多次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到了汉代，朝廷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为“圣人”。爱屋及乌，孔子推祟的《诗》，也被看作重要经典，因而出现了《诗经》这一名称，并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它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两千多年来，《诗经》如巨眼喷泉，一直流泽和滋润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 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时至今日，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
《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