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宋学”

“宋学”是与“汉学”相对而言的。

所谓“汉学”,是指盛行于汉唐时期儒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方法。汉儒治经,偏重于名词的注解训诂。

对于经典的注解,由经而有传,由传而有注,由注而又有疏。这种治学方法,虽然对于看懂和理解儒学经典本身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它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只专注于文字而不重视对于义理的理解和发挥的问题。

到了唐代,这种学风的弊病愈发明显。唐儒治经,依汉注作疏,以“疏不破注”为原则,以“疑经”为叛道,以“破注”为非法。

此种治学学风和方法,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2.宋学、汉学分别指什么

“汉学”一词出现于宋代.宋人将汉代经学称为“汉学”.南宋赵师秀诗写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辅嗣即王弼,他的《周易注》以义理为指归,打破以汉代象数易学的传统.玄晖是南齐诗人谢朓的字,他的诗具有唐诗的风格.)“宋学”是元朝学者对宋人学术的总称,元人文集中多见.“汉学”、“宋学”,有广义、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汉学不仅指汉代经学,还指清代的考据学.同样,广义的宋学也超出了“宋代学术”的范围,还把元、明、清一些阐释、发挥宋人学术思想的著作也纳入其中.。

3.宋学为什么能自成一种学问

宋学之确然自成为一种学问,实由周、程、张、邵。

康节之学偏于 数,理学家不认为正宗。(邵雍,字尧夫,范阳人。

曾祖家衡漳;先生 幼从父迁河南。元祐赐谥康节)横渠之学纯矣,然小程谓其”苦心极力之 象多,宽裕温和之气少”,后人尊之,亦遂不如廉溪之甚。

(张栽,字子 厚,凤翔郿县横渠镇人)濂溪作〈太极图说〉及〈通书〉,实为宋儒言哲 学之首出者。(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

知南康军,家庐山莲花峰 下,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少尝受业于濂溪,长而所 学实由自得。然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 知,其学识一脉相承;朱子又谓二程之学,出自濂溪,后人遂尊为理学之 正宗焉(程颢,字伯淳,洛阳乂。

学者称明道先生。弟颐,字正叔,初称 广平先生。

后居伊阳,更称伊川先生)。

4.宋学、汉学分别指什么

“汉学”一词出现于宋代。

宋人将汉代经学称为“汉学”。南宋赵师秀诗写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

(辅嗣即王弼,他的《周易注》以义理为指归,打破以汉代象数易学的传统。玄晖是南齐诗人谢?I的字,他的诗具有唐诗的风格。)

“宋学”是元朝学者对宋人学术的总称,元人文集中多见。 “汉学”、“宋学”,有广义、狭义的区分。

广义的汉学不仅指汉代经学,还指清代的考据学。同样,广义的宋学也超出了“宋代学术”的范围,还把元、明、清一些阐释、发挥宋人学术思想的著作也纳入其中。

5.何谓“宋学”

所谓宋学,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

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宋学吸纳儒、释、道三派,形成了所谓的理学与心学。

清代学者凌廷堪认为:“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清代学者方东树则认为:“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

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宋学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华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

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6.什么是汉学,什么是宋学

如果以现代学术概念来概括汉学与宋学,则二者大致具有以下的主要区别:

1、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少学者有理论上的兴趣;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即“修、齐、治、平”之道,研讨心、性、理、气等概念,近似于今天所谓的哲学。二者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2、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反对孤证,重视搜集许多资料,强调根据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各种说法,甚至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更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

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同时,这种区别也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中存在,西方思想史上同样存在。有一句古希腊的残诗说:“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学者柏林曾借用这句话来分别思想史上的人物,下面转引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里的一段文字: 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界与作家为两大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他们对于各式各样的经验和外 在对象,仅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而并不企图把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论点之中。 所谓“刺猬型”的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宋学家,而“狐狸型”则类似于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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