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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富春
把思想当成批判不是新口号，而是老话。任何熟悉哲学史的人都可以列出一串名字，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归入批判思想的名下。但是批评包括很多形式，所以需要接受批评本身，也就是做出区分。其实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只是有原则的批评，而不是没有原则的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分析批评的原则。对于人来说，原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一般指的是事先已经给出的指导方针。正因为如此，它从根本上规范着人们的存在、思想和言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人无原则，有的人有原则，甚至有的人很有原则。但在哲学语言的应用中，原则指的是最根本的存在，即本体论。但原理不仅有这样一个名称，还有一系列其他名称，如起源、开始、基础、原因等等。在中国和西方，原则都有一些特定的名称，如中国的道和理，西方的神和理等。实际上，它们都是原理的变体。那么一个有原则的批评是如何从原则出发去批评的呢？所谓批评，一般是批评家对被批评者的批评，也就是思想者对自己所想的思考。有原则的批评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批评者开始，即从我自己开始；第二，从被批评者开始，也就是从事物开始。如果从我出发，那么原则就是我的立场，比如人们所说的某种政治立场或者意识形态立场。如果从事物出发，那么原理就是事物的根据、原因和目的，是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不透露我的立场和物质基础，那么一般的批评都会被认为是遗漏了事物的根源。但是立场和依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位置是一个人站的地方。它不是与思想无关，相反，它从根本上制约着思想。这个特殊的地方给了人们一个特定的视角或观点。这个视角有其相关的视野，比如所谓的视野的宽与窄。更重要的是，视角也会决定人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固执己见的或有见地的。位置不仅规定了人怎么看，还规定了能看到什么。这是因为视阈或视界只是根据视角打开了自己，万物只有站在视界中才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最常见的立场是日常态度。当人们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首先并且大部分是从他们的日常态度开始的。日常态度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典型的面具是“我”。我总是说“我想过”，“我认为”，陈述“我的想法”，“我的观点”等等。另一个典型的面具是“人”。人民大众。他们的观点是大多数，甚至是普遍的。其实“我”和“人”的态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这是因为“我”是单数，“人”是复数。甚至可以说，所谓的“我”并不存在，只是“人”的一个特殊变体。某种程度上，“人”的态度支配着“我”的态度，正如所谓的从众。当然，日常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它来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历，除了个人经历之外，就是家庭、学校、社会宣传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久而久之，公共经验逐渐变成了私人经验。这种日常态度往往会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它无形中束缚了人们，迫使人们无意识地接受和采纳它。日常态度的特点是直接性和习惯性，这似乎是一种天性和习惯。它在思维活动中没有受到怀疑，所以没有经过任何反思。当日常的态度忽略了事物本身，往往就构成了人们对事物理解的不良偏见和成见。这是因为它有一种固执的意志，它只愿意看到它想看到的，而不愿意看到它不想看到的；同时也只是能力弱而已。它只能看到它能看到的，却看不到它看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的态度掩盖了对事物本身的思考。与日常态度不同，理论态度超越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如果日常的态度是庸俗的，理论的态度是精致的，甚至是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经书，经典。在所有的理论中，哲学无疑占据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因为它关乎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说，它为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视角和方式。有了这个优势，各种哲学就自称真理、教条、权威。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理论态度的基础。中国人的理论态度基本上是由传统的儒道禅锻造而成，其中儒家占主导地位。中国人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就是儒家的态度，也就是“天地良心”给的尺度。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它们和儒家不同:古希腊的，基督教的，理性的，非理性的。虽然伴随着古今之争出现了所谓的中西之争，正如人们所说，中国有非形而上学的态度，西方有形而上学的态度，但中西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人们的基本理论态度。
中西理论往往因其典范性而成为人们的思想基础。与日常态度相比，理论态度是反思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态度都具有超越自然态度的优越性，能够到达事物本身。如果理论态度完全脱离了事物本身，那么就会阻碍对事物本身的思考。这是因为理论作为一种理念，只是一种存在的理念，源于存在又回归存在。所以不要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事物，而要从事物中建立理论。当人们把某种理论作为既定的立场来思考和设定事物时，事物就会在理论视野中变形扭曲，失去自身的本质。如果立场是从思考者的角度出发，那么依据就是从要考虑的对象出发。似乎性思维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立场思维。但是，与位置思维相比，按性别思维更加隐蔽。当普遍立场被取消时，解释基础和建立基础的意图仍然会支配思想本身。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解释和建立事物的基础。作为一个事物的基础，基础就是一个事物作为一个事物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当事情有了正当性，事情就有了必然性；当事物没有依据时，事物也不一定存在。凡事皆有根据，凡事皆无根据。虽然基础很多，但根本的只有几个，比如中国的自然、天道，西方的理性、上帝、自我、存在。
作者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选自《在大道上》，标题是编者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