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时期存在感最强的“中兴名臣”，几乎直接参与了晚清时期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
慈禧太后评价他为“再造玄黄”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评价他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亦“敬李鸿章之才”。
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曾经凭借一己之力为晚清强力续命数十年的李鸿章，却也成为了真正的“裱糊匠”，面对大清这所“纸房子”，也只能发出“空有回天之心，再无回天之力”的感叹。
《清史稿》对其“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的评价。
虽然未得后世学者一致认可，但其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的表现，最起码能让其摘掉“卖国贼”的帽子。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以“头等专使”的身份游历欧洲各国，访问至法国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在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连首国歌都没有，惹得洋人放肆嘲笑。
时年74岁的李鸿章，满头白发，毅然离席，于大清黄龙旗下大声唱响家乡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扞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由此来看，创办洋务时，李鸿章或有识人不明之过；甲午海战，李鸿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起码时人抑或后世对其“卖国贼”的骂名，或许并不恰当甚至是冤枉了这个老臣。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李鸿章被骂“卖国贼”，真的是冤枉了他？
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的著作——《帝俄侵略满洲史》，为世人揭露了李鸿章的另一面。
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综合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晚清惨败。
光绪二十一年，晚清政权以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增开商埠、通商口岸等巨大代价才换回了暂时和平。
光绪二十二年，沙俄趁着晚清政权正处于战败困境，上演了一出“黄虎狼给鸡拜年”，以“共同抵御日本”为由，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前往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
时人评价《中俄密约》为“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唯一作用就是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各种方便，大大加强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
至于“共同抵御日本”的密约签订初衷，根本就是笑话。
对于这样一个严重侵害国家主权，明显带有强盗掠夺意味的不平等条约，时任“头等专使”的李鸿章完全有理由，更有能力拒绝。可《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之顺利、约定条件之严重不公平，令世人愤慨。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是绝对的战败方，李鸿章尚且能够据理力争。
甚至发出“万一谈判不成，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的强硬之声，为何在面对沙俄时，李鸿章不再费尽唇舌辩论，“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因为《中俄密约》签订期间，李鸿章收受了高达300万卢布的重金贿赂。
《帝俄侵略满洲史》对“李鸿章基金”的记载
根据《帝俄侵略满洲史》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在莫斯科举行，李鸿章受邀出席并被待以国家元首之礼。
对于在此期间，李鸿章能够痛快答应签订《中俄密约》的原因，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也颇感好奇，直到他从俄国财政部密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这笔巨款的后面，明确标注有“专款专用”字样；而在“唯一支取人”一栏，明确记载“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也就是说，当时的李鸿章收取了沙俄高达30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才有了《中俄密约》的签订。由此可见，后世对于李鸿章“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的评价，并非虚言；其被骂为“卖国贼”，也绝非冤枉。
除此之外，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在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的背后，又有着李氏家族数年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如此这般，真不知该将李鸿章再作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