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所以名垂千古,主要在于众多军民宁愿投海也不愿投降元军,一直被后人看作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那么,历史上真有如此多的人殉国吗?

据史料记载,崖山之战后一天,即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七日早晨,海上浮尸十万。陆秀夫的尸体被百姓们找到后安葬了;小皇帝赵昺的尸体则被元军寻得,只见一眉清目秀的小儿身穿龙袍,头戴皇冠,身上还挂着一个玉玺……

之后,元兵将玉玺交给张弘范,张弘范确认这小儿是赵昺,派人寻回,然而赵昺的尸体已经下落不明。据说被百姓埋葬在了广东深圳赤湾村里,至今仍存。崖山海战后,宋室覆亡。元将张弘范命人在崖山岩壁上雕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

陆秀夫的纵身一跳,不仅跳出了一段“神话”,还将自己载入了史册。

也许,这段场面过于惨烈,连元代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是,在《宋史》的文字之中,简单地描述了当时跳海的人数有十万之多。文字记载虽然不够详细,但已经为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考据。

然而,单凭这一点,就能确定当时的场景,真如文字描述的那般数字庞大吗?

其实,在陆秀夫跳海之前,先是逼着自己的妻子跳了海,从自家做起,举家殉国,这一点连元朝的统治者都佩服不已。和陆秀夫一样,被人记住的还有刘鼎孙,但是,这位先生跳了两次,才最终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想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这么一跳,主要是为了做一个“表率”,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老百姓:与其被元军杀了,还不如自行了断,这样更痛快一些。而这种举动放在现在来看,可以用“残忍”二字来形容了。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灭口”,仅仅是一种“忠君”或者“忠国”的表现吗?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冲突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结果,而正是战争才解决了这种冲突。要知道,从古到今,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平衡应该是最为公道的一种做法,而不是通过一场战争来创造“神话”,如果这样,那是不是场面越惨越好呢?

然而,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亡国之际,宋朝军民长途跋涉了那么久,还会有多少人跟着呢?这个不难计算,首先,后宫人员本来就很少,再加上大臣,即使全家一起也凑不齐十万数字。所以,这十万数字的结论,极有可能是由于心理上的恐惧而产生的。

当时,由陆秀夫、刘鼎孙二人带头,已经给了跟随者心理上一个暗示,让他们在心中认定:自杀就是自己的唯一出路。虽然,大家对于生是如此的渴望,但是,在恐惧中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条路了。

另外,也不排除是陆秀夫、刘鼎孙二人逼着老百姓跳海的可能。

本来,在他们的眼中天下都是皇帝的,老百姓也不过是皇帝的私人“东西”罢了。既然皇帝都不能活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当然都得随着皇帝一起“走”了。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只能说明跳海事件是殉葬制度的一个延伸罢了。

这么看来,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有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陪葬悲剧。而用十万人陪葬,是不是有点太“暴力”了?与此同时,还被后世冠以“殉国”的大帽子,让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自觉”发生的。并且,老百姓一直都是是盲从的。

因为,他们认为官方说的话,即使不正确也得照做,根本就没有想过拒绝,因为,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其它选择。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听话呢?

当时,有个叫张世杰的人很有主见,觉得可以去别的地方再建一个政府。但可惜,张世杰的想法被其他人阻止了,并被迫离开了崖山。

然而,除了崖山,就没有其它退路了吗?

可能大家已经忘了,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海南,它再小,也能容下这么多人。但为何大家宁愿一死,也不愿去海南呢?是和面子有关吗?

其实,在宋代时期海南是收容流放人员的。曾经,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的海南岛儋州。可以说,在当时流放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了。所以,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后来流放海南的还有许多主战派的大臣。

所以,一想到自己要逃往海南这个流放之地,这些人是不是觉得有种打脸的感觉?明明有生路,却为了颜面,让大家陪着皇帝一起跳海,这种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了。

这里,我们暂且不管这十万数字是否属实,也暂且不管为何有那么多人一起跳海。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崖山之战体现的爱国情怀也许就是皇权思想在作怪。在最后一刻,虽然,都要维护皇权的“尊严”,但这么一跳真的可以改变历史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纵身一跳的行为只不过是空耗生命罢了。

如果人口的消耗可以改变历史,那未尝不可尝试一下。但是,以这种“自残”的方式宣告自己“不服输”,只会让对方高兴。因为,在历史上,最难统治的就是“人心”。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最有“节气”的那些人都没了,他们还担心什么呢?

参考资料:

【《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忠义六》、《宋元崖门海战》、《海战、海防与南宋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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