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那些人注释过《诗经》
汉初传授百《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度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问，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毛诗最古的注释是毛亨撰的毛诗诂训传，后加郑玄笺，孔颖达疏，这就是现在十三经注答疏中的毛诗正义。这是毛诗的基本注释。他注太多，可以选读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清傅恒等撰诗义折中，明陈第撰毛诗古音考，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日本竹添光鸿撰毛诗会笺。
其他找到的还有：版
宋 朱熹 《诗经集传》
清代研究《毛传》（《毛诗诂训传》的简称。为汉人训释《诗经》之作。），著名的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权
2.【《诗经》是怎样搜集的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地域上说，有的出于周天子的国都，有的出于各诸侯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从作者说，既有贵族的创作，更多民间的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说法.关于献诗说，先秦古籍有一些记载可以证明周王朝有让公卿列士（也就是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内证.公卿列士献诗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搜集起来的.关于采诗说，虽然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汉代学者认为周代是有采诗制度的.《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我们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也可以推断采诗制应该是存在的，《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起来的.因为在古代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官府大规模的，有目的的采集，那些遍布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才能够汇集到王廷中来.而采诗的目的是为了使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除了采诗得来的《国风》民歌，献诗得来的大小雅的政治美刺诗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燕飨，祭祀等仪式中用的乐歌，这些诗应该来源于周王朝的乐官（如太师）以及巫，史的创作.二，《诗经》的编定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这三种渠道汇集起来的作品数量一定很多，然而今传的《诗经》只有三百零五篇，那么，《诗经》的编选整理者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孔子删诗说.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马迁认为孔子对古代搜集来的三千多首诗进行了删选，编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并未曾删诗.论据如下：（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出使，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十五《国风》名称与顺序都和今传的《诗经》本子基本相同.这说明当时《诗经》已经编集成书了，而那一年，孔子只有八岁.（2）《史记》载孔子删诗在自卫返鲁之后，而《论语》载，此前孔子多次提到《诗三百》.（3）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出自今本《诗经》，可见当时已经有通行的《诗经》定本，而此风在孔子之前便已流行.孔子虽未曾删诗，但是他曾经对《诗经》的文字，音乐等进行过整理修订，并且将《诗经》用于教育，这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诗经》最后的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诗经》的流传关于《诗经》的流传，首先要掌握四家诗和今文三家.所谓的四家诗是指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诗为齐人辕固所传，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韩人燕婴所传，毛诗则为鲁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四家诗中齐，鲁，韩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已经立于学官，合称为三家诗或今文三家；而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到东汉才立于学官.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释.此后，三家诗逐渐衰亡，而毛诗独传. 关于《诗经》的分类，曾经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多种说法.四始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始”之意义，一说分别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一说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四诗说：又称二南独立说.所谓的二南指的是《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十五国风中有十三个以”风”为名，惟独二南例外.因此，到了北宋，苏辙在他的著作《诗集传》中首次提出了二南独立说，认为《周南》，《召南》应该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另立一类.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南”是乐歌之名，诗之一体，相应的，《诗三百》也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这也就是所谓的四诗.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本子是依照风，雅，颂的体例来编排的.那么风，雅，颂又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关于这一点今人多认为是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中国有音乐文学的传统，在《诗经》的时代，诗和音乐是融合为一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在当时都是歌词.所以按照诗歌的音乐来划分风，雅，颂应该是合理的.对于风，雅，颂的具体含义，前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风者，风土之音，民俗歌谣之诗也.所谓国风，是各诸侯国统治地区的地方土乐，民间歌谣，这里的民俗歌谣之诗是相对于朝廷诗乐而言的，在作者的阶级身份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诗经》共十五国风，160篇作品.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朝廷之乐曰雅，也就是说，雅是周代朝廷的正乐.称周天子都城附近之乐为正乐应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称之为雅乐，正如当时的普通话，标准话称为雅言.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大小雅。
3.我们眼中的诗经是什么样的
诗经的文学特色（艺术特色）。
诗经是古代韵文的灯塔，是诗歌的泉源，其高度的艺术成就， 可从下列几方面看出来：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在诗经各类作品中，以一种简朴的语言，动人的生活画面，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爱憎。 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国风中有较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给予后世诗歌以极大的影响。
“七月”以素描的手法写农奴们一年紧张的劳动生活，像一幅幅风俗画，真实而生动。 国风中更多的诗篇则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突出生活的一个侧面或人物特徵来表现作者对社会的认识与批判， “黄鸟”，作者用活人殉葬的题材，通过人们对殉葬者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 “陟岵”则通过征夫想像中的亲人对自己的嘱咐来表现当时徭役、兵役带给人民的痛苦。
国风中那些揭露统治者丑行的民歌，或再三指斥，或辛辣嘲笑，或狠狠诅咒，都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剥削者的痛恨，也是对不平现实的有力冲击。 。
形象的塑造 在形象的塑造上，诗经也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在 大部份的抒情诗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内心直接的倾诉，表现了他们的欢乐与悲哀，激起读者的同情，而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徽，和他们不同的面貌。 “褰裳”是很短的诗，但那少女的声音笑貌却很生动地浮现出来。
“ 野有死麇”的末章是一个少女的独白，生动地表现了她在等待爱人相会时内心的激动。 “谷风”中女主人公的柔婉而温顺，和 “氓”的女主人公之刚强而果断，对照强烈，形象突出。
生动的描写 诗经中的景物描写对人物也起了烘托的作用，如 “君子于役”，诗人以家畜、家禽傍晚归来的生动景象衬托了女主人公倚门伫望归人的悲伤心情，朴素简净而感人至深。 “蒹葭”则以“蒹葭苍苍、白露如霜”的清秋的萧瑟的景象，衬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怅惘。
“桃夭”则以鲜艳盛开的桃花起兴，衬托出将出嫁的少女们光采焕发的姿容。 形式的多样化 诗经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
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章节的重叠是诗经在形式上的另一特点，在反覆吟唱中，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也传达了诗人的感情和诗的韵味，如：– “采葛”在反覆叠唱中表达了恋人们深挚的思念，“一日不见如三秋”直到今天还活在人民的语言中 语言的精炼优美 诗经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作者们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声（如“参差”“玄黄”等）、叠韵（ 如“崔嵬”“窈窕”等）、叠字（如“夭夭”“忡忡”等）的语词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较大的艺术效果。 略述《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诗经》的思想性与艺术成就在中外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主要者可从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两方面来看： 在思想内容方面 诗经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其是国风中民歌部份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 历代的民歌，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的歌谣都深刻地体现了诗经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
唐初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兴寄都绝”来批判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白居易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总结了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的主张， 李白等诗人也都承继且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艺术技巧方面 诗经在表现技巧方面，运用了赋、比、兴几种手法。其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的语言加上作者们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声、叠韵、叠字的语词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在韵文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句法的四言（也有二、三、五、六、七、八言）为主，也同时启发了后来的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形式的出现。 总而言之，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方面，诗经都是开创历代文体的先河，正如章学诚所说的：“后世之文… … 其源多出于诗经。”
由此可见，诗经对后代文学影响的一斑。
4.《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 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 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