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集传序》朱熹的全文翻译
有人问我说、做什么而作的诗。我回答他们说、人生而静、自然的特性、感于物而行动、性的目的。既然有想了、就不能不思考。既有想了、就不能不说。既有说了、是语言所不能尽、你发自咨嗟咏叹的剩下的人、必有自然的音响节奏（节奏）而不能就算了。这首诗说的写的。说、那么他们用来教是什么意思。说、诗人、人心中的感物而形于言的多了。心之所感而邪正，所以说的显现有是非。只有圣人在上、就他所感的人没有不正，而他的话都足以成为教育。他们有的感的杂、而所发不能没有可选择的、就上的人一定会想办法从反、因而有以鼓励惩罚的，这也正是教育的。从前周朝兴盛的时候，上自郊庙朝廷而下一直到乡里闾巷、他的话纯粹而不出於正的、圣人已经协的声律、而用的乡下人、用的国家、以化天下。至于列国的诗，那么天子巡狩、也必须陈述而观之、以行升降的典。从穆后、再以衰落。至于东迁、而放弃不讲了。孔你出生在这个时候，既不能位、无法进行升降的政於是特举其登记并讨论它、去其重复、正的纠纷、而其善的不足成为法、厌恶的不足以为戒的人、也就是修改而去的、以简约、看长远、使学习者即是就有以考其得失、好的老师的，厌恶的改了。因此，他们正走在一个虽然不足以时、而其教育实际上被在万世、这是诗之所以能成为教育的原因。说、那么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如果是，是什么原因。说、我听说他、凡诗所说的风的、多出于里巷歌谣的作、所谓男女一起歌颂、各言其情的原因。只有周南昭南亲被文王的教化以成德、而人都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所以他的头发在说的、快乐而不超过过度、哀而不达到伤、因此而篇仅仅是《诗经》的经典。自邶而下，那么国家的治乱不同、人的贤能与否也不同、其所感而发的、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的、在这里变了。至于《雅》、《颂》之篇、就都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的话、她对和谐而庄、他的仁义宽厚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本来是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改变的原因。至於雅的变化的人、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一般人所为，而圣人取之、他的忠厚侧怛之心、陈述好的意、尤其是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的。这首诗的经营、所用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在上、而没有一个合理的不具备的。说、那么他学的是该怎么办。说、本的两个南来求其端、参考各国以尽其变、正的於雅来大其规模和他在颂来要他停止、这学诗的主要原因。于是在章句以纲的、训诂以纪之、吟咏以发达的、涵濡以整体的、观察的性情隐微之间、审的言行枢机之始，就修身及家、统一天下之道、也不需要有其他的要求而得到的在这里了。问的人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我当时正在编辑诗传、就把这句话用帽子那篇次说。
淳熙四年冬十月戊子日、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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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熹《诗集传序》全文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尔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而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3. 诗经的篇章有序言吗
诗经篇章有序言。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
《风》有十五国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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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说、做什么而作的诗。我回答他们说、人生而静、自然的特性、感于物而行动、性的目的。既然有想了、就不能不思考。既有想了、就不能不说。既有说了、是语言所不能尽、你发自咨嗟咏叹的剩下的人、必有自然的音响节奏（节奏）而不能就算了。这首诗说的写的。说、那么他们用来教是什么意思。说、诗人、人心中的感物而形于言的多了。心之所感而邪正，所以说的显现有是非。只有圣人在上、就他所感的人没有不正，而他的话都足以成为教育。他们有的感的杂、而所发不能没有可选择的、就上的人一定会想办法从反、因而有以鼓励惩罚的，这也正是教育的。从前周朝兴盛的时候，上自郊庙朝廷而下一直到乡里闾巷、他的话纯粹而不出於正的、圣人已经协的声律、而用的乡下人、用的国家、以化天下。至于列国的诗，那么天子巡狩、也必须陈述而观之、以行升降的典。从穆后、再以衰落。至于东迁、而放弃不讲了。孔你出生在这个时候，既不能位、无法进行升降的政於是特举其登记并讨论它、去其重复、正的纠纷、而其善的不足成为法、厌恶的不足以为戒的人、也就是修改而去的、以简约、看长远、使学习者即是就有以考其得失、好的老师的，厌恶的改了。因此，他们正走在一个虽然不足以时、而其教育实际上被在万世、这是诗之所以能成为教育的原因。说、那么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如果是，是什么原因。说、我听说他、凡诗所说的风的、多出于里巷歌谣的作、所谓男女一起歌颂、各言其情的原因。只有周南昭南亲被文王的教化以成德、而人都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所以他的头发在说的、快乐而不超过过度、哀而不达到伤、因此而篇仅仅是《诗经》的经典。自邶而下，那么国家的治乱不同、人的贤能与否也不同、其所感而发的、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的、在这里变了。至于《雅》、《颂》之篇、就都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的话、她对和谐而庄、他的仁义宽厚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本来是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改变的原因。至於雅的变化的人、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一般人所为，而圣人取之、他的忠厚侧怛之心、陈述好的意、尤其是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的。这首诗的经营、所用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在上、而没有一个合理的不具备的。说、那么他学的是该怎么办。说、本的两个南来求其端、参考各国以尽其变、正的於雅来大其规模和他在颂来要他停止、这学诗的主要原因。于是在章句以纲的、训诂以纪之、吟咏以发达的、涵濡以整体的、观察的性情隐微之间、审的言行枢机之始，就修身及家、统一天下之道、也不需要有其他的要求而得到的在这里了。问的人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我当时正在编辑诗传、就把这句话用帽子那篇次说。
淳熙四年冬十月戊子日、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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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诗经·周南·关雎·序》是谁写的
《诗经》原本无序，这里提出的序应当为毛诗序.以下引自百度百科：《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 ，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 ，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 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 小序之后的大序，为 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6. 古文《五龄传序》赏析 欧阳修
赏析一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
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
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颇具勇力之人，打仗时能冲锋陷阵。
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
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
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
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
“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
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
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
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
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
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
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此言达哉！ 赏析二 本文是《新五代史 伶官传》一文的序。《伶官传》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乱政误国的史实.这篇序并未直接写这些事情，而是写后唐庄宗的盛衰成败。
这篇史论观点明确，论题突出，说理有力，条理分明.前段叙事，后段议论.通篇围绕“盛衰”二字下笔。文章开头，开门见山提出论点.连用两个感叹句表明作者对“盛衰之理”的重视，对”岂非人事”的强调.用一个”原”字推寻原因，点出庄宗得失之事，引出文章的主要论据，确定全文论证的内容.”虽曰……岂非……”是反请语气的转折复句，意在强调后者在论述过程中文章紧扣庄宗”得与失””盛与衰”，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全文的论据，主要是叙述庄宗接受父命，报仇雪耻，后来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史实.在叙事中融入作者的议论，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引史评史，就史论事，在真实记述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客观分析，评论，从中归结出发人深思的道理，告诫人们汲取历史教训，这是史论文章的目的和特点.本文在”写史”方面，文字精当.先写晋王临终遗嘱，庄宗恪守父命，出兵报仇，终于凯旋——有”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的”壮举”.证明”成则由人”的道理.次写庄宗报仇雪耻后，以为大功告成，不思强盛，宠信伶官，由盛而衰，最后落个仓皇出逃，土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的”惨状”.也证明了”败亦由人”的道理.文章用对比手法和情感强烈的句式，写出盛衰，成败两个方面.”方其……可谓壮哉！””及……何其衰也！”两句末的两个感叹句，用词不同，却饱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可谓壮哉”在赞叹中含有轻蔑；”何其衰也”，在惋惜中蕴含谴责，都表达了作者对这件历史事实的鲜明的观点.接着又用”岂……欤 “”抑……欤 “反诰语气的选择复句强调后者，说明成败之事”皆自于人”的道理，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印证了开头的论点.为了加强文章的说理性，在最。
7. 求《后汉书.党锢传序》译文
孔子说：“人的本性差不多，习性相差很大。”意思是说人情感（喜欢或厌恶）的本质相同，但是人的情感被改变、熏陶的途径不一样。严格遵守意志行为就不会越轨，牵挂事物思想就会变动。所以圣人引导人们调理性情，约束放纵的行为，谨慎交友，节制偏好，虽然人的情感品性有万种区别，特性、知识各自不同，对于熏陶事物，形成习俗来说，是一样的道理。国家将亡的时候人心分离，帝王之道衰败残破，还仍然要用仁政规范自己，凭借义举成就事业。举止合乎情理，就身正气壮；一句话违背了情理，就不会被尊重得不到信任。大概从前圣人遗留的思想，有值得我们追求学习的地方。
统治者对人民的恩德减弱以后，奸邪狡诈的人就会出现。强大的因为决战胜利称雄，弱小的因为狡诈拙劣的人遭受委屈迫害。竟然有的出了半个主意就能得到万金的赏赐，被采纳了一个主张就能得到富贵高职。有的平民身份却能当上官职，脱去破草衣升任大臣宰相。读书人掩饰虚浮夸夸而谈，只要能炫耀才能获得名利的机会，不用约定就会像影子一样蜂拥而至了。人们从此喜好争斗，根据时代不同随之改变立场气节，这种风气不能忍受，这种害处不能消除（积弊难返）。
到了汉高祖仗剑起事，武夫们勃然兴起，法律宽松，礼节简陋，继承了战国四君子遗留的风格，人人都怀有欺凌上级的思想，轻视死亡，注重义气，恩、仇必报。私家就能发号施令，权力旁落到匹夫庸人手里，任意侠勇的行为，形成了风气。从汉武帝以后，推崇儒学，满腹经纶，胸藏治国之道，一旦见解不合，发生误会，以至于有了学术派别、党同伐异（偏袒同自己意见的一样的人，攻击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的说法，读书做学问的人，一时非常繁盛。到了王莽专专权反动，最后篡夺了王位，忠义之士，耻于做官，于是抛弃了荣华富贵，宁愿贫穷饥饿。虽然经过光武中兴，恢复了汉朝刘氏的通知地位，但是洁身自好的行为，争相效仿，远离朝廷的风气，当时很严重。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君主无道政治荒唐，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宦官阉人，读书人耻于和他们为伍，所以人民愤怒，读书人横加非议，于是激昂陈词，互相攻击，品评大臣，评价执政者（是否称职），倔强刚直的风气，从此盛行了。
上面好则下面必然更好，矫正弯曲让它挺直一定会过头，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些人，心灵纯洁忌恶如仇，最后被诬陷结党谋私，不就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