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各种奖项中的明珠。该奖项自设立以来，获此殊荣的只有少数人，而且都是各行业都不可多得的人才。诺贝尔奖是一个国家科研能力的指标，背后是科技文化经济综合实力的竞争。

今天，中国有三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是杨振宁、莫言和屠呦呦。这三个人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值得我们全民族骄傲。然而，中国的获奖者人数与整个人口相比仍然明显偏低。

我们不禁会想:我们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偶然还是必然？在未来科技文化的竞争中，以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能否再次培养出新的赢家？

诺贝尔奖

三位“获奖大牛”

杨振宁是三个人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祖籍安徽合肥，官衔众多。他在物理学上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个方程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遥远，但在物理学领域却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这是一个可以“提升物理学整体水平”的理论。

因此，有人将其形容为20世纪继爱因斯坦、费米之后，第三位知识全面、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全才”。

在所有中国人中，杨振宁也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有“中国之光”的美誉。2015年，杨振宁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实现了夙愿。同时，他成功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大提高了我国物理学的研究水平。

杨振宁

莫言是赛道上的另一个赢家。管，山东高密人。他以《红高粱》、《檀香刑》、《胸臀》、《蛙》等作品，将思乡、乡愁的复杂情感发挥到极致，是“寻根文学”的集大成者。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说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

近年来，屠呦呦被提及最多。她出生于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她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2011年，她带领研究团队发明研发了新的抗疟药青蒿素和还原青蒿素，这是疟疾研究的重大进展。

青蒿素是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的有效药物，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挽救了无数的疟疾患者。2015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屠呦呦因此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莫言

大而不强的现状

中国人的内心自然对自己的同胞获奖无比激动。但我们在兴奋的同时，也要看到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诺贝尔奖的“记分牌”上，美国以388位获奖者排名世界第一。

英国和德国紧随其后，获奖人数超过100人。甚至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27个奖项的记录。就连我们鄙视的印度也走在了我们前面。

现在中国GDP世界第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日益增强，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的一份理工科指标报告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的论文数量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顶尖领域缺乏主导权，长期缺乏“诺贝尔级”人才，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利用半导体芯片对中国的中兴、华为等企业进行制裁，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虽然我们有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顶尖芯片架构师的严重缺乏，我们始终无法量产5nm以下的芯片。虽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很多行业的“掌门人”还是非常依赖进口。人才不足的短板日益明显。我们今天“大而不强”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芯片

标准化大规模生产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招聘条件方面，用人单位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比如985，211，或者四六级。招聘女员工时，要求已婚有子女，甚至还有身高外貌要求。

如果这些指标是工作相关的，那没问题，但大部分是不相关的。我认识的很多中资中资企业完全是做国内市场和业务的，但是要求求职者有英语考试证书。

其实这并不是用人单位的错。我们的社会并不追求“标准化”。面对学生，用分数来分369等。；面对运动员，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差异；面对求职者，也是靠学历证书区别对待。

这样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建设符合社会要求的“标准件”，而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则非常不友好。即使你有过人的天赋，也会被这个系统判定为“次品”。当今中国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吴”的绰号。年轻时因为身体素质不好被江苏足协排除在球队之外。多亏了徐根宝的求情，他才得以留在队里。

武磊

曾经有个笑话说，梅西、马拉多纳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如果生在中国，别说进国家队了。以他们的身高，能被业余队选中，应该谢天谢地了。

其实这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事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足球，其他运动也存在，推广到各个行业。很多著名的科学巨擘、文学名人，都是学生时代的“偏科”。但如果他们被判定为失败，被扣上“差生”的帽子，无异于“一把火烧了花”，“埋没了人才”。

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偏科”几乎是必然的。试想一个有身体天赋的人，很可能因为语文和英语不合格而失去深造的机会，最后连工作都找不到。中国的“爱因斯坦”们，或许是迫于生计，都在送快递，扛砖头。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国难。

迭戈·马拉多纳

学校的妥协

社会定了这样的标准，学校就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做了屈从和迎合，造成了恶性循环。

学校里的教授苦于职称评定的硬性标准，绞尽脑汁写论文，做项目。学生也厌倦了各种考试。为了取得证书，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一些“无用功”完成后，岁月流逝，大量精力流失，浪费了最美好的青春。

在高校里，“就业率”越来越受重视，学术科研只能屈居第二。在职业选择上，“就业容易”、“来钱快”成为唯一标准，金融、律师等行业成为“烫手山芋”，而需要“坐冷板凳”的则相对被忽视，这充分暴露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雇用

为了应付各方面的“标准”，大家也变得肆无忌惮。从考试作弊到学术造假，都成了我们达到目的的“工具”。

无奈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放弃了诗和远方，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一线城市几千万的房价，可能是一个人半辈子收入的总和。为了有个栖身之所，我们借了很多钱，挑了很重的担子，提前消耗了我们的未来。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都要做到最好，何况体面的生活，大胆的创作。

一些学业有成，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工作后，都被生活剥去了棱角，承受着各种压力和劳作。最后只能选择“五斗米压弯背”。

学术研究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彻底丧失，于是走上了长达200年的“学习之路”。我们希望通过“拿来主义”治愈国家病，同时快速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西方的英美，崛起的日本，后来居上的苏联，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缺乏一些耐心。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维新变法，甚至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民族自强确实是当务之急，但用力过猛会带来很多“后遗症”。空简单提出的改革措施，不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忽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注定只是空中的城堡，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辛亥革命

建国以来，我们说用了很多年才赶上英美，结果都不成功。反而助长了社会的浮躁之风。改革开放后，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下，人们在奢侈的生活方式中更加迷失了自我。

“拜金主义”成了时代的标签，我们大胆地表达对金钱的渴望和敬仰。坐在宝马里哭，而不是在自行车后面笑，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一切都和钱挂钩，整个社会和国家都渐渐短视了。

难怪有专家学者警告，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都去了金融业，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堪忧。

才能

中华民国的模型

有专家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学术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仍然比不上现在的教授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华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成功。当时我们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很重视，从不吝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宪法》明确规定，教育、科学和文化经费不得低于中央预算总额的15%。

省级政府不得低于25%，市县级为35%。目前，中国对教育的投资仅勉强超过GDP的4%，与当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也是相当高的，根据《大学教师资格条例》的相关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大洋，副教授月薪260-400大洋。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而同期上海的产业工人月薪只有15元，连县长这样的家长一个月也只有20元，比当时的小学老师还要少。在教学理念上，教育应该是独立的，不受社会和政治的干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办大学的目的是“学习高深的知识”，而不是局限于世俗的功利。

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认为，实用知识的价值远远高于书本。在这种环境下，培养了一系列的大师级人才，奠定了很多学术体系的基础。在华裔诺奖得主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和崔琦是在民国学术体系中成长起来的。

张伯苓

希望？失望？

整个社会的短视和浮躁塑造了我们的性格，教育制度对世俗的妥协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现实的压力让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我们或许能培养出最有应试技巧的“工人”，却无法造就出能独当一面的“大师一代”。

古人曾说，“忠妻”，所谓“守”，是一种坚持。它摒弃了世俗浮华的诱惑，甘愿孤独地坐在冰冷的长椅上，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它经历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十年寒窗”，但最终，一旦你出名了，全世界都会知道。

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不允许犯任何错误。如果全社会从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进行深刻的自省和改过，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把眼光放长远，形成“鼓励学习，督促行动”的良好社会风尚，那么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